【古代文风变革与社会发展】

　　作者：汤洪（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教授）

　　屈原，中国文坛的惊世巨擘。他裁云为章、撷芳入辞，揽山川灵秀、抒家国情怀，首创香草美人意象。他以灵活参差的句式、抑扬顿挫的语言、奇幻瑰丽的想象，将一己之情升华为家国之思，织就惊才绝艳的楚辞，与《诗经》共同铸成中国文学的“诗骚”传统。诡谲绮丽、邈远幽深、灵动飘逸的文风，正是他将物、情、采相生相融于文学创作的综合呈现。这种独特的文学风貌，卓然高标，“衣被”百代，深刻影响着后世文人的精神品格与审美意趣。

　　言之有物

　　屈原长于楚，深受楚文化滋养。楚地特有的语言、声律、地理、物象成为他抒发内心情绪、传达生命体验、寄寓政治理想的载体与对象。宋人黄伯思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概括了屈原言之有物的文风。

　　屈原作品中楚语甚多，汩、些、羌、侘傺，皆是楚语，凸显楚地地域语言特色。屈原抒发情感、传达情绪的地域特质，也流转于后世文学。楚声盛行于西汉宫廷及民间，引领一时诗风。汉乐府之相和歌辞，亦多杂以地域乡音叙写民生民情。南北朝民歌吴歌、西曲、横吹曲及敦煌所见唐五代曲子词，也多以方言俚语表现时代的朴质情感。以吟咏风土为主要特色的竹枝词亦与地域语言结下不解之缘。由楚辞彰显的地域语言运用手法深刻影响着历代文学的语言风貌。

　　屈原作品中时空纵横交错，但他始终以楚地为中心建构文学空间。沅、湘、江、澧、云梦、洞庭、郢都，皆是楚地。屈原曾因不忍远离故土而徘徊踟蹰于沅水、澧水、湘水。无论身在何处，路往何方，郢都都是屈原“返顾流目”的精神原乡，故土之思、国运之虑皆集中于此，开逐臣文学之先河。后世遭排挤、贬谪的忠义耿介之士，皆承继屈原借贬途山水、故国哀思宣泄郁悒的书写范式。贾谊贬长沙，作《吊屈原赋》以自况。柳宗元谪永州、柳州，其摹山范水皆饱含报国无门之苦闷，与屈子徘徊沅湘异代共鸣。辛弃疾、陆游一生力主北伐，诗词尽显壮志难酬之悲愤。两千年来，一代代迁客骚人皆以屈原为精神坐标，将个人放逐之痛上升为对社稷民生的深沉关切，构成中国古典文学史厚重绵长的逐臣精神传统。

　　楚辞特色鲜明，与屈原擅用楚地植物意象密不可分。蕙、茝、江离、辟芷、木兰、杜衡、薜荔、芰荷、萧艾、杜若、辛夷、石兰、秋菊，皆是楚物，屈原赋予它们人文内涵，借以承载高洁人格、忠贞品行、美政理想。王逸《离骚序》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斯言不妄。“香草美人”之喻，自屈原始创，定型为中国文学的符号化审美意象，成为后世文人托物言志、抒怀寄情的核心文学范式。曹植《洛神赋》延续屈原美人喻德传统，陶渊明以菊寄托隐逸悠然之趣，李白“清水出芙蓉”、李贺“幽兰”、周敦颐“爱莲”、林逋“梅妻鹤子”等，皆是屈子流风遗韵。屈原开创的“香草美人”早已固化为高洁人格、忠贞气节之象征，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托物言志的审美传统与精神载体。

　　言之有情

　　“情”是屈原文学创作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源头。他一改《诗经》以来的叙事传统，在创作中一再抒发个人情感，因而使作品凝聚了浓厚的个人特色。他的感情是发自情性的自然倾泻，在作品中一再重申和坚持自己的高洁情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他痛恶谗佞宵小，表示宁可赴死也不愿同流合污，“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他的创作精神，经司马迁、李白、韩愈、欧阳修发扬光大，遂成为中国文学特有的美学范式，塑造着古代文人的创作心理与情感个性，汇成抒情文学传统与文化认同。

　　屈原在诗歌中反复倾诉现实与理想的激烈冲突，抒发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离骚》），“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哀郢》），屈原内心的矛盾纠结、孤独无助，无法抑制；“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即使逼入“穷”境，依旧不愿从俗变节。屈原对个体情感的真实书写，架起“诗言志”与“诗缘情”之间的津梁，标志着中国文学开始褪去教化色彩，走上个人情感倾泻的纯文学之路，远启魏晋时代的“文学自觉”。

　　屈原之“情”并非停留于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由“小我”一己之情升华为“大我”家国之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始终深切关怀着底层人民。“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得知郢都失陷，屈原终以死殉国。这种情感的升华，是“情志一也”的鲜明体现。屈原之“情”，既饱含生命温度，又承载时代精神，成为中国文学绵延千年的精神内核。杜甫以诗为史将个人悲喜与社稷安危系于一体，范仲淹“先忧后乐”尽显士大夫之担当，陆游临终“但悲不见九州同”，文天祥身陷囹圄以《过零丁洋》表明忠贞气节，“明诗殿军”陈子龙亦承屈子情志而投水殉国，不断将深沉的爱国之情沉淀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学主题与文化品格。

　　言之有采

　　胡应麟以“讽谕哀伤”“深远优柔”“宏肆典丽”概括屈原独特之文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从屈原开始，“中国的纯文学才脱离了一切的羁绊，而步入了独立发展的机运”。在屈原笔端，充实的内容、真挚的情感与富丽的语言浑然天成，真可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王逸《离骚后叙》）。

　　屈原作品之“采”，主要表现为语言的瑰姿艳逸，“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汜崇兰些”（《招魂》），极写宫室之丽、生活之奢、环境之惬。色彩词亦使屈原作品文采斐然。“青云衣兮白霓裳”（《东君》），以“青”“白”二色营造神性之美。“青黄杂糅，文章烂兮”（《橘颂》），表达对“内外兼修、德才兼备”人格之追求。屈原擅用神话传说构建诗歌意境，扩充文学想象空间，鲁迅曾评屈原之作“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离骚》），屈原借神话世界追求自我主体的精神自由。“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湘夫人》），又寄托着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君明臣忠的期待。

　　王逸说“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后世文人竞相模仿屈原的语言之美与意境之奇。刘勰说屈原“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屈原以其惊世文采，滋养一代代文人士子。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汉赋家的“铺采摛文”，曹植、江淹、鲍照、庾信等文人赋及骈文的绚丽文笔，皆承袭屈原华美文采。贾谊、李白、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苏轼、辛弃疾、姜夔等人的飘逸辞采，皆是屈原“幽美”文风的后世流响。

　　屈原开创的骚体范式、精神传统、艺术手法、语言风格等多为后世文人模仿、学习、承续。陆侃如曾评价屈原：“二千年来无数作家，没有一个不受屈原的影响的，没有一个不以屈原作模范的。”在如今回归真情实感文学文风的召唤下，屈原的未来影响或许才刚刚开始。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