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绪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研究员）

位于希腊雅典的帕特农神庙 光明日报记者 周晓菲摄/光明图片

　　西方古典学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如彼特拉克通过重新发现、整理和研究古希腊罗马文献，推动欧洲思想从中世纪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启蒙时代后，古典文化被赋予批判封建制度和建构现代政治与理性精神的意义，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古典文献的阅读、翻译和教学逐渐制度化，古典语言进入大学课程体系。至18世纪末，德国古典学家沃尔夫的《荷马导论》通过系统的文本批判与历史分析，确立了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规范，“古典学”由此发展为现代大学的独立学科。

　　20世纪初的西方古典学仍延续早期所形成的传统，强调文本校勘、语言研究以及古代手稿的释读。然而，一些新的研究路径也在探索之中，学者们试图将古典文本研究与思想和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这一时期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多种社会学理论也对古典学产生了较大影响。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等人并非古典学者，但他们的思想极大地拓宽了古典学的研究范畴，古典文本被放置于相关的阶级结构、权力关系乃至个体心理中进行分析。古典文本被视为特定历史时刻的产物，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政治以及思想环境。

　　20世纪中叶，英美文学理论中的新批评主义影响了古典学的研究取向。新批评主义理论强调文本细读与形式分析，关注作品内部的结构、修辞与美学特征。在此背景下，英美一些古典学者开始重视古典作品的文学结构、叙事形式与诗学特征。与此同时，叙事学的兴起，将古典研究拓展至叙事层面。法国文学批评家热奈特提出“倒叙”与“预叙”等概念，使古典学者重新重视《伊利亚特》《奥德赛》以及《埃涅阿斯纪》等作品中的时间结构。叙事学视野中的《荷马史诗》不再被简单理解为按照事件发展顺序进行的简单排列，学者们开始分析叙事时间与作品生成之间的关系。叙事学还关注古典文本的叙事视角。例如，维吉尔经常通过神谕、梦境等方式为《埃涅阿斯纪》提供不同的叙事话题。通过叙事学理论，古典学者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古典作者如何操控视角，从而影响读者对故事和人物的理解。此外，受民俗学和比较文学影响，古典学者重新认识古代文本的接受和表演方式，《荷马史诗》的口头吟诵传统受到关注。重复、程式化以及片段缀合的结构，不仅反映了创作者的表现技巧，还隐含着受众的接受方式。

现藏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的双耳陶瓷瓶 光明日报记者 周晓菲摄/光明图片

　　跨学科转向是20世纪中期以来古典学发展的显著特征。考古学、人类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与古典学的互动，使其超越了传统的语言和文本研究，学者们开始更多关注物质层面对古典世界的重构。这一发展趋势在古典考古学成为独立研究领域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器物、建筑等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古典文本不再被看作是理解古代世界的唯一手段，文本的局限性逐渐为学者们所正视。

　　对古典文本提出更加激烈的挑战出现于20世纪70至80年代，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等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与文化本质上是不稳定的，意义永远处于延异之中，这一理论对传统的古典文本研究无异于釜底抽薪。传统的古典学研究通常会设定一个前提，假定古典文本具有某种稳定的意义，而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下，古典文本已经失去其立足的根本，文本不再具有某种固定意义，文本解释是开放的。这促使古典学者重新思考文本与解释之间的关系，研究话题主要集中于古典文本如何参与身份认同、性别关系以及权力结构的建构等。在后殖民主义思潮特别是在萨义德的影响下，古典研究者开始反思希腊罗马文明与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并对希腊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唯一中心”的传统叙事发起挑战。

　　“接受理论”是20世纪中期以来影响古典学发展的另一重要理论。“接受理论”强调古典文本与读者之间跨越时空的动态关系，研究者不仅要考虑文本的原始语境，还要思考这些文本在不同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下是如何被重新解读、改编和再创造的问题。在“接受理论”影响下，古典文本的“后世影响”被着重认识，同时文本的在地化因素也被纳入思考中。接受者不是被动地继承，而是与接受对象处于“双向交流”之中。例如，研究者讨论古典神话在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和浪漫主义时期的接受时，既要考虑古典神话是如何被接受的，同时又要考虑三个时期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对古典神话的反向影响。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纸草学在19世纪末随着古代埃及纸草残篇的发现而兴起。在此之前，古典学主要通过中世纪手稿（通常是羊皮纸或牛皮纸）保存的作品进行研究。19世纪末大量纸草文献的发现，极大地拓展并重塑了我们对古典世界的理解。这些纸草文献涉及荷马、亚里士多德等多位古典作家，不但为研究某一位作家的文本权威性提供了重要证据，而且为不同作家关于某一事件的记载提供了重要参考。另外，传统文献多集中于精英群体，如哲学家、政治家、诗人和历史学家等，而纸草文献却涵盖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包括个人信件、合同、税单和商业记录等，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古代社会。纸草文献还为方言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许多纸草文本以不同时期的古希腊语、拉丁语以及科普特埃及语书写，其中隐含着大量的方言信息和文字的书法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学者们可以追踪古代语言的演变过程，为地中海乃至近东地区的语言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关键证据。

　　铭文在古典学研究中同样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弥补了文献细节不足的缺点。有些铭文会关注政治和军事题材之外普通希腊人的日常生活。对于一场战争，历史学家或者文学家可能只会叙述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果，而铭文则补充了嘉奖令、动员令等历史事件的细节信息。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铭文提供了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罗马生活的难得材料。这些铭文与纸草文献一起，提供了比传统文本更为全面的社会图景。另外，借助铭文研究，古典学家能够追踪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演变、地区差异及其在不同背景下的使用情况。宗教铭文则呈现了宗教实践的多种信息，祭品的数量、种类，城邦崇拜的演变等内容都在铭文中留有痕迹。

　　21世纪的西方古典学除了受到后殖民主义理论、“接受理论”等影响外，一些新兴的领域如数字史学、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等也都影响了古典学的发展方向。大量古典文献、铭文与纸草文书被数字化，如“珀耳修斯数字图书馆”“希腊铭文学补编在线版”和“希腊文库”，已经将大量希腊拉丁文献向研究者开放，并提供相关翻译、评注和检索功能，极大地方便了研究的开展。另外，传统古典学长期与西方大学和专门的古典学术机构密切相关，当代的古典学界引入了更多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学者的声音。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的加入，不但为西方古典学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为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而中国古典学的兴起，则打破了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带来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视野。

　　总之，西方古典学最初以整理古希腊、拉丁文献为核心，后来逐步扩展至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综合研究领域，持续吸纳新的理论和方法是其中重要的推动因素。时至今日，古典学不再只是研究西方古代世界的学问，而成为一个不断回应当代问题，重新思考古代遗产与现代世界关系的重要学术领域。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