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耿化敏、刘高元（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副院长、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生）

　　学人小传

　　胡华（1921—1987），浙江奉化人。1937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师范学校，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起在华北联合大学任教，1948年任华北大学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党史系主任。曾兼任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著有《胡华文集》等，主编有《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等。

胡华

　　“我热爱自己的工作，我热爱党史，安心于一辈子做一个党史教员，我愿意在这个岗位上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华向青年后学袒露心声，质朴无华却字字千钧。这位生于建党之年的理论工作者，毕生听党话、跟党走，为党写史立传，躬耕治学，潜心育人。

　　与党同行

《胡华文集》

　　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洪流奔涌向前，“天下人心归延安”，一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冲破层层封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未满18岁的胡华就是其中之一。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就读于浙江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的胡华辍学返乡，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与进步青年创立“醒民剧社”抗日宣传队，受到浙东地下党的重视与支持。在党组织指导下，胡华组织队员阅读革命书刊，编排救亡话剧，宣传党的抗战主张。浙东临时特委还带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陕北新成立了陕北公学，党组织将选送一批青年前往学习。对于延安，胡华早已心向往之。他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时，被书中全民抗战的延安景象震撼。他心怀崇敬，将主编的抗日小报寄往延安，意外收到毛泽东亲笔回信，令其倍感振奋。胡华下定决心，与友人商定：“不管困难多大，誓要结伴同赴陕北。”1938年10月，胡华在浙东地下党协助下启程北上，经过一个月艰苦跋涉，终于抵达心之所向的革命圣地，入读陕北公学。他的人生命运，自此与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紧密联结。

　　在陕北公学的革命熔炉里，“寒窑精神”磨砺心志，马列真理淬炼信仰，胡华实现了从进步青年到革命战士的人生蝶变。陕北公学会聚了艾思奇、何干之等一批理论家，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亦亲临授课。胡华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后，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1939年2月，胡华光荣入党。在一众理论教员中，何干之所讲的中国革命历史和理论，在胡华看来“完全是新鲜的、闻所未闻的”，给他带来深刻思想震撼。胡华由此对党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萌生志趣，二人结下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这份思想与学术启蒙，照亮他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求索之路，为后来投身党史教育事业奠定基础。

　　从抗战烽火到解放战争，革命形势风云激荡，为胡华提供开坛讲学、施展抱负的广阔舞台。1939年夏，毕业留校的胡华跟随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前线、挺进敌后，历时三个月抵达晋察冀根据地。1940年至1948年，他在这所革命大学担任理论教员，主讲“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课程。初登讲坛时，胡华年仅19岁，是根据地最年轻的教员，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江隆基称其为“马列主义理论队伍的新生力量”。成仿吾、江隆基、何干之等慷慨赠予胡华珍贵的党史资料，手把手指导他开展党史教学工作。由于根据地频遭战火袭扰，胡华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带领学生打游击，反“扫荡”，坚守理论讲坛，传播革命火种。抗战胜利后，胡华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在火热的革命实践中，深化对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认识。

　　一手拿笔，一手拿枪，胡华在理论真理与革命实践的双重淬炼中迅速成长。1948年，胡华在华北大学任教，担任党史教学组组长，兼任吴玉章校长的学术助手。在吴玉章的指导与帮助下，他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同时着手编写革命史教材，为党史教育正规化探索前路。此时的胡华已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党史教员，学生评价说：“听了胡华老师的讲课，使我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

　　到新中国成立时，历经革命风雨洗礼的胡华，已成长为信仰坚定、矢志党史的革命史家。

　　为中共党史学科奠基开路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

　　新中国成立后，胡华在中国人民大学先后担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党史系主任，终生耕耘党史教育事业。他在课程建设、教材编写、理论建构、领域拓展等方面的先行探索，不仅为新中国中共党史学科奠基铺路，更为新时代中共党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筑牢根基。

　　胡华是高校中共党史课程教材体系的重要奠基者。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校率先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作为全校政治理论必修课。课程初创时，胡华主持十余次授课提纲讨论会，为青年教师答疑解惑，指导他们备课、撰稿和试讲。他亲自为马列主义夜大学、研究班、研究生班的学生授课，为高校党史师资培养贡献心力。由于缺乏统编教材，这些青年教师将何干之、胡华的讲稿以及听课笔记油印成册，作为教学与研究的参考。1953年，全国高校普遍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后，胡华主持拟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纲目草案》，经中宣部审定后作为全国高校的教学提纲。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何干之、胡华等人的教学理念、理论方法以及授课内容，成为全国高校党史教师参照学习的范本。

　　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义（初稿）》是新中国首部革命史教材，在1950年出版后风行全国，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高中历史教材，发行量达230多万册。它紧扣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作用，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贯穿始终，注重总结党的成就贡献和历史经验，在编写体例、叙事范式、观点结论等方面，对中共党史书写具有开拓奠基之功。此后，胡华又主持编写《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等教材。这些著作奠定中共党史学科的教材基础，成为使用广泛、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深刻影响一代又一代青年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认知。

　　胡华是中共党史学科理论建构的先行者。他将党的历史视为一门科学，明确提出“党史科学也是历史科学”，同时也是“战斗的批判的改造思想的科学”，较早揭示出党史学科历史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属性与功能。胡华旗帜鲜明提出“党史是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主张既要言必有据、事皆可征，更要立场鲜明、爱憎分明，明确中共党史学的根本原则。他将党的历史视为“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把唯物史观作为中共党史学的方法论根基，以“史论结合”作为核心方法。他认为，党史研究既要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史实，也要用历史的失败和胜利、后退和前进揭示真理与规律。胡华尤为重视史料实证在历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将研读经典、熟记常识以及占有资料视为基本功。这些理论创见，充分彰显胡华深厚的理论功底与自觉的学科意识，从历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维度为中共党史学科奠定理论根基，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共党史学领域根本指导地位的确立。

　　胡华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开拓者。为英雄先烈树碑立传，是胡华的夙愿。改革开放后，他发起成立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持大型纪传体党史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编纂工程，将余生倾注于这部鸿篇巨制。作为主编，他为编写组确立编纂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处理好传主与时代、英雄与人民、个人与集体、成就与错误等复杂关系，确保科学性；广泛搜集并仔细考订材料，做到言必有据，力求准确性；聚焦传主的主要事迹与贡献，突出其性格特点，体现鲜明性；文字简洁精练，叙述鲜活具体，富有生动性。“中共党史人物传”首批计划出版50卷，胡华主编30余卷，主持14次审稿会，每次终审稿件达50万至70万字。即便因肝病住院，他仍在病榻上审改70余万字稿件，临终前仍惦念着这套书。首批出版的50卷收录数百位党史英烈人物，是新中国首部大型党史纪传体丛书，被30多个国家引进出版，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丛书出版后，有美国学者将其誉为“关于中共领导人生平的重要而有价值的史料宝库”。由胡华开创的这项事业如今仍在赓续前行，目前该丛书已累计出版90卷。

　　胡华是中外中共党史研究交流的推动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与海外学界保持密切交流，与日本学者竹内实、阿部真琴以及苏联专家潘克拉托娃、杜宾斯基等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改革开放后，胡华主张“研究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也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亲力亲为打通中外交流大门。他率先向国内学界介绍海外党史研究的学术动态，力主译介海外研究成果，在当时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他与麦克法夸尔、施拉姆、费正清、泰伟斯等海外学者长期通信交流，结下深厚友谊。胡华多次接受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采访，为其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提供无私帮助。此书提及胡华名字90次，标注由胡华提供信息的注释68条，占注释总量的十分之一。胡华还走出国门，赴日、美等国访问讲学，为中外学界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书就是教人”

胡华（中）接受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左）采访。

　　胡华既是学有专攻、著书立说的“经师”，又是热爱教学、教书育人的“人师”。

　　胡华秉持“教书就是教人”的教育理念，主张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用崇高精神改造思想，用历史经验提高能力。他叮嘱青年教师，授课时做到感情饱满、立场鲜明，将党的历史与学生思想实际相联系，以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与英勇事迹感染人心，培养学生“对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度的责任心”与“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培育“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胡华将过硬的科研能力视为党史专业人才的立身之本。对于研究生培养，他主张学生不能仅局限于课堂听课，应该在独立开展课题研究中锤炼治学本领。他尤其注重夯实学生的史料基本功，革命年代就带领学生艰难征集图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领衔编辑出版革命史资料，改革开放后更是积极为学生采访历史当事人、查找档案史料创造条件。在胡华的悉心培养下，一大批信仰坚定、专业过硬的学生承其志业，成为党的历史与理论研究事业的有生力量。

　　在长期教学生涯中，胡华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作为治学育人的重要原则。革命年代，他告诫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不要“前重后轻”，应将“中国大革命史”“九一八以来的中国史”“日寇投降以来的美国侵华史”等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内容作为学习重点，注重从历史中学习理论、总结经验，为革命斗争服务。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中国革命史师资紧缺的局面，胡华将培养高校政治理论教师作为重要任务，在马列主义夜大学、研究班、进修班中向学员传授党史教学之道。他不仅教授备课、讲课和研究的方法，更叮嘱青年教师在教学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善于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创新理论指导学生的思想与行动，提高他们为现实服务的能力。

　　胡华注重培养学生开展调查研究的能力，引导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本领、寻求真知。1964年3月至6月，胡华带领一名助教和五名研究生组成党史调查实习小组，赴南方6省访学调研。他们参访黄埔军校、毛泽东旧居、中共一大会址等几十处革命遗迹，采访罗明、区梦觉、袁福清、罗章龙等十几位革命老人，征集到3000多万字珍贵党史资料。

　　胡华专心治学，生活俭朴，不吸烟、不饮酒，房间里永远摆满了书。他对家人严格要求，告诫儿女“以艰苦为光荣、以艰苦为幸福，克己奉公的精神，值得好好学习；做一个高尚正直的人，虽苦犹乐”。胡华喜欢和青年学生在一起，常在打饭排队时跟他们谈笑风生。他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学业，为研究生制定详细学习计划，即使重病期间依然坚持批改研究生论文。临终前，他给学生留下遗言：“生是努力、奋斗，死是休息、安息。”

　　胡华与党同生、跟党同行，以毕生奋斗献身党的文化教育事业，兑现“安心于一辈子做一个党史教员”的人生信条，展现出一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赤诚情怀。

　　本版图片由刘涓迅和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