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西林（陕西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容易视劳动为满足需要的手段，而陌生于“劳动本身”。前者系于外在目标，后者则基于劳动行为本身。然而，恰恰是这种被我们忽视的“劳动本身”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着生命的质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劳动本身”成为“第一需要”，成为马克思劳动观的最高合题：它是扬弃异化劳动为代表的强制劳动所实现的自由劳动；它是不脱离谋生劳动外在目的需要，却以劳动本身作为生活内在目的的最高需要；在结束强制分工与私有制、个体全面发展、生产力高度增长与财富社会化诸条件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关系中，“第一需要”的劳动成为深度标志。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未来学或理想主义的命题。这一肤浅理解，切断了这一命题与现实的关系。必须深度思考的是：在逼近结束谋生劳动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为什么被确定为“第一需要”？这一悖论表达式不仅突出了“第一需要”的劳动内在的深度必要性，而且指向“劳动本身”在人类学本体与社会存在本体中的本体价值功能。这一本体价值功能同时是全部劳动的深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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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阶的“第一需要”依赖于“第一前提”的低阶生存需要。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基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将劳动价值论与劳动者牺牲论彼此割裂的观点，从而赋予作为“第一前提”的劳动以自然本体论的必需性与正当性：“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劳动作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重要环节，其本身已然蕴含着人的需要。马克思由此进一步指出，需要是人的本质的积极表征与内在动力：“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

　　使用价值的需要进而成为商品社会的动力，马克思强调“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然而，私有制与异化劳动造成需要的阶级分裂与需要本身的单一化，“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

　　因此，作为第一前提的生存需要的劳动，必须提升为人类本质高度的需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具体区分了人类本质性劳动的需要与动物式劳动的需要，“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人类特有的“真正的生产”是扬弃了动物需要的创新与完善的需要，体现于一系列超越动物式“生产”需要的全称副词（“任何”“处处”“全面”“整个”）所支撑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观。实现人的本质全面发展的需要的劳动超越了基于动物自发性需要的劳动。黑格尔曾指出，“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则会消逝并忘却”。这一思想之所以被列宁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是由于欲望需要经由工具使用而转变为社会存在。而马克思进一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指出，“当劳动在劳动对象中物化时，它就赋予这个对象以形式，并且把劳动资料作为它的器官进行使用和消费。劳动从活动的形式转入存在的形式，转入对象的形式。劳动在改变对象的同时，改变了它本身的形式”。因此，劳动是创生与发展社会存在的本体。纵观西方哲学史，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外在目的的手段性活动与以活动本身为内在目的的活动，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以劳动本身为目的的活动，在价值和存在论意义上超越了以制造使用价值满足生存需要的谋生劳动。

　　因此，劳动是人类自身的生命体与人之为人的最高需要。即使是奴隶劳动，也在主奴辩证法中发生了社会身份与人的本质的逆转：奴隶与对象、工具的主体性劳动关系，使奴隶依托劳动获得自我意识；而放弃劳动依赖奴隶劳动成果的主人却丧失了人的主体性。奴隶的劳动需要超越了主人的享受需要。超越享受性需要的人类本质的劳动对象化的需要，从而是人类各种生活需要中最具内在目的性的“第一需要”。但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前，强制劳役与异化劳动乃至更为普泛的谋生劳动，却以“第一前提”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限制着自觉“第一需要”的意识。马克思指出，“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这里的“历史”一词使用的是马克思一贯使用的发生与起源机制的“Geschichte”，而不是知识编纂的“Historie”。由此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生产方式与劳动动态的、发生学的、自我生成的、目的性的运行机制，而不是物理学的运动或第二国际无人称的生产力运动。

　　人的本质的需要意识是历史内在的生命力。马克思主张，正是基于通过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而凝聚成的自由劳动，才获得了批判异化劳动与超越谋生劳动的尺度。这里的关键在于，自由劳动虽然并不是现实劳动，却是现实劳动从潜能转向实现的超越性批判的引导动力。在马克思看来，“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劳动不再是外在强制的劳动，而是个人自我实现、自我愉悦的活动。“第一需要”的劳动使自由劳动在“第一需要”的劳动条件下实现为普遍社会形态的真实劳动。作为最高社会形态的“第一需要”的劳动，则成为此前自由劳动演进史全部非自由劳动批判性的理想范型。因此，“第一需要”的劳动作为现实劳动的理想范型，是现实劳动不可或缺的内在导向功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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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前的劳动史，并非不存在视劳动的自我实现为第一需要的劳动态度，它特别体现于与谋生劳动分离的艺术与追求终极原理的科学中。其中的献身型艺术家与科学家，就是视艺术与科学活动为第一需要的崇高劳动者。马克思曾评价盲诗人弥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他们的自我实现基于高于自我的信仰而不惜自我牺牲，因而在谋生作为第一前提也是第一需要的时代并无普遍的社会学推广可能。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只有基于消除私有制的社会性与科学性的生产方式，并拥有高度生产力的自由个性劳动者，才具有以劳作实现自我“第一需要”的普遍可能。

　　但是，即使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第一需要的劳动，仍然与外在目的的谋生劳动保持着人类学永恒的联系。在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视野中，“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谋生劳动需要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纽带，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的活动运行架构，也是第一需要的劳动的物质基础。真实的第一需要的自由劳动，是与自然物质变换物质、信息、能量的实体劳动，而不是形式化的活动。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在生活水平空前改善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开始滋生出离弃艰苦劳动的消费主义享乐文化。尼采称之为“末人”（der letzte Mensch），与之互为表里的是失去生活目的的虚无主义的弥漫。无事可做的人类失去劳动的人类学行为原型后也失去了生活目的与意义。而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职业劳动形态发生巨大改变，随之带来的是，人们的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被一定程度上放大，并开始追问各种需要的实现方式。尽管信息化与工具技术的智能化已经以程序自动化、虚拟化、交往化与日常生活化大幅刷新了劳动的传统形态，但人类全部行为并未超出劳动的人类学发生模式：目的—规律—中介—对象。由于劳动自始即以群体协作的方式进行，因而交往与符号化亦属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劳动不仅是与自然物的双向互动关系，而且是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关系，是超出此时此地时空的历史需要活动的激活与延伸。

　　劳动不仅是肉身的，也是逻辑概念的艰深思辨，乃至超越性对话。现代人可以基于个性处境对广泛的劳动行为进行“第一需要”的转化。例如，“挑水担柴，无非妙道”的禅宗修行，可以在现代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劳动行为将外在目的的实用谋生转变为内在目的的日常自主活动模式。当主体将外在目的的事务意识转向劳动行为本身的自主行动时，主体就处于“第一需要”的劳动状态：洗碗从令人厌烦的家常事务转变为克服混乱熵流、重塑清洁秩序的建设性活动；克制无奈绝望的训斥习惯，对孩子倾心恳谈，成为人性生命成长机制的探索与双向陶冶；社交平台上对异见的不悦，经由情理言语的意见交换，成为培养交往素质与共同体建构的实践……所有这些转变，正以将外在目的转变为内在目的的“第一需要”意识为前提，它以需要目的的内在转变为行为重心与方向的自主化奠定了基础。在人工智能逐渐取代一些直接劳动的当代，我们应更加注重对身心活动的保养。由此，在人类将一些外在目的程序性地交付给人工智能之后，养育个体的真实时空世界感与内在的敏锐、想象、判断、意志、共鸣与善良，不仅有助于培育终极目的的主体自由人性，而且是保持人性内在目的规范导引的根基。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5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