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世旭（江西省文联、作协原主席）

　　20世纪60年代初，我正上初中。学校附近有家报社，我每天上下学都会经过报社大门外的报栏。下午放学早的日子，我常常站在那里看报直到天黑。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光明日报》。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上面刊载了关于罗曼·罗兰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论文章，这强化了我对文学朦胧的向往。

　　十多年后，我因《小镇上的将军》走上职业写作道路，但不久后便因知识储备不足而卡壳。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语言。连续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说都跳不出《小镇上的将军》的叙述方式，让人产生阅读疲劳。苦闷和纠结中，我把对文学语言的思考写成一组短文，题为《辞达》，交给光明日报的编辑听取指导，后陆续发表，深受鼓舞。这表明，我对问题症结的思考和克服症结的努力方向得到了肯定。

　　很多年来，我一直满怀热情给光明日报写稿。报纸编辑虽有变动，但他们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不变，尤其让我感触良深的是他们对待作者的态度。

　　一是充分的尊重。作者为专题栏目撰稿，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发挥想象力，不会感到特别的约束。《烟火人间》栏目开设后，我写过两则稿件，一则写了偏僻深山的乡村，一则写了经济热土的城镇，都被采用了。

　　二是严格的要求。因为客居广东，我曾经不止一次去过唐代韩愈被贬谪的潮州，对他的道德文章深感敬佩，曾先后两次撰文。第一次写得匆忙，文字很少，颇不尽意，交给了一家地方刊物发表。后来重写了一次，增加了内容，也增加了议论。文章写完后发给了光明日报的编辑，结果没有被采用，原因很简单：查重结果显示，这是一则旧稿的改写。这件事给我震动很大，从此对编辑部的严谨把关心存敬畏。

　　三是热情的帮助。最近几年，我给《光明文化周末》版写了一些古代文人的故事，几乎每一篇，责编都在史实、文字上提出了极为具体的意见，使我得以反复推敲，让每一个字都尽可能确凿踏实。有时候，编辑建议改动些许字句，让我豁然开朗，堪称“一字师”。

　　所有这些，使得我给《光明日报》撰稿成为一种学习的过程。光明日报由此被我视作“校外课堂”。值此光明日报创刊77周年之际，我谨此深表感谢，并献上最真诚的祝福，愿这份报纸越办越好！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6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