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晖（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当下的纪实文学创作中，作家对人物群像的塑造往往束手无策，或者并没有放在一个需要认真考量的定位上。当他们试图以文字勾勒一群鲜活的生命、展现时代众生相的时候，常常陷入形象不清晰不饱满、主体不突出、结构失衡等困局。这些问题如同缠绕的藤蔓，制约着作品生命力的生长，也削弱了应有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

　　存在视角涣散、主线模糊、节奏断裂等问题

　　当下一些纪实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群像书写呈现出“千人一面”倾向，即人物面貌同质化，缺乏辨识度，难以在读者心中留下鲜明印记。作者往往停留在对人物姓名、职业、经历等基本信息的罗列上，未能深入其精神内核与性格肌理进行个性化探寻。

　　同质化人物群像如同舞台上的剪影，匆匆掠过，失去立体感，也使得作品的特异性大为消解。读者无法从文字中感受到人物的喜怒哀乐，也难以与他们建立真切的情感共鸣，更难以实现纪实文学记录时代、映照人心的使命。其实，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人物的身份标签，而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个性弧光。

　　有一些作品在追求人物群像数量的同时，忽略叙事视角的聚焦，叙述频繁跳跃在不同人物之间，导致视角涣散、主线模糊、节奏断裂等问题。这种“多头并进”视角，若无有效统摄，极易演变为一盘散沙。譬如一些反映乡村变迁的纪实作品交替讲述老张的创业、老李的留守、王大娘的养老等，看似形象丰富、内容多样，实则彼此割裂，内在关联丧失。读者在信息碎片中如行走迷宫，方向感错乱，难以把握作品的中心意图。

　　不仅如此，视角的分散也难以集中凸显纪实文学作品的主题。在这些作品里，每个人物都像是独立的故事单元，却缺乏一条红线将之串联起来。这往往给人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无法形成整体上的观感和强大的艺术冲击力。其实，写群像也要有清晰的主线，否则“众声喧哗”，再好的立意也被噪声淹没了。

　　结构是纪实文学的骨架，支撑起人物与事件的有机生长。然而，一些纪实作品在人物群像安排上存在明显的结构失衡，缺乏整体协调性：或头重脚轻，开篇铺陈冗长，后续收束仓促；或详略失当，次要人物占据过多篇幅，关键角色反而轻描淡写；更有人物关系处理生硬，彼此之间缺乏真实互动，好似被强行拼贴的组图。结构失衡的作品，就像一座建造歪扭的房子，里面可能会有精美的装饰，但整体给予人不稳定、不舒适之感。而好的作品结构层次分明、详略得当，能够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流畅的节奏与和谐的美感。

　　上述问题的出现，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创作心态浮躁，田野调查成为表面文章。在快节奏的创作环境下，一些作家急于成稿，往往依赖网络资料、二手信息拼凑素材，或是进行浮光掠影的“一日游”式采写，并未真正走进人物生活的现场，面对面倾听与感受其喜怒哀乐，以获取原生态意义的第一手材料。如此这般的操作，只能呈现人物的表层图景，而无法触及群体深层的心理情感与生存现状。文学作品没有生活气息，没有生命灌注，人物形象必定是无根的，立不起来，站不稳当。

　　纪实文学写作不仅是情感的投入，更是技艺的锤炼。一些作者虽有真诚写作之意，却因缺乏对人物群像塑造的理论认知和技巧掌握，面对复杂的群像书写就显得力不从心，不知如何将众多的人物通过叙事结构有机地组织起来，凸显他们的个性与特点，不懂得再现中心人物引领全局，不会利用副线人物丰富层次，也不擅长运用对比、衬托、伏笔等手法增强人物形象的内在张力。最终结果就可能导致结构松散、形象模糊、情感失调等，使作品仅仅只是一个素材堆砌的仓储室，而无法形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整体。

　　在生活现场与人物长情相伴、深度对话

　　相对于小说这样的虚构文体，纪实文学的人物群像再现显得更复杂一些，因为必须是具有可印证对应的现实人物，或者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这就需要作家在田野调查上展开更多更深更勤的努力，挖掘与人物相关的大量生动细节，再进行艺术剪裁和合理排布。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实文学是“行走”的文学，作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走出书斋，沉入生活第一现场，全身心投入田野调查，熟悉特定人物的衣食住行，聆听他们的心声，捕捉他们灵魂深处的震动，感知个体命运与时代进程的紧密联系。这绝非走马观花，而是在生活现场与人物长情相伴、深度对话，是以沉浸式体验人物真实的情感波动与行为逻辑，以获取具有生命温度与生活厚度的第一手素材。

　　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们特别需要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善于发现那些隐藏在“灯火阑珊处”的个性、细节和情感，因为这些往往是描述人物性格和特点的关键所在。作家还可以通过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摹写，让人物群像各展风采，又突出代表性，甚至是“质的规定性”，让读者能从“一个人”的身上看见“一群人”的思想与性情。某种意义上说，纪实文学的群像再现，就是在艺术地呈现作为现实“剧中人”和历史“剧作者”的“人民”形象，构筑“人民史诗”。

根据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改编的连环画 资料图片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堪称人物群像再现的典范。他以亲身采访行程为叙事主线，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与普通红军战士有机串联起来，凸显人物的个性特征。在刻画毛泽东时，作者不仅记录他的革命功绩，更通过他睡土炕、吃粗粮、与农民谈笑等细节，展现他平易近人的一面；描写周恩来，则突出他的儒雅风度与缜密思维。斯诺善于运用对比手法，使毛泽东的豪迈与周恩来的沉稳相映成趣，既是对中心人物个体特征的强化，又构建出整体和谐的群像图谱。在采访过程中，斯诺还走进红军战士的生活当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倾听他们的故事，把握他们的思想和情感，通过细腻的观察和生动的描写，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真实丰满的人物群像不仅有着令人感佩的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让读者充分感受到革命力量和人性光辉。

　　为了提升人物群像书写的自知力和创造力，纪实文学作家还应当强化创作理论学习，努力掌握中外纪实文学创作的相关方法和技巧。譬如，通过系统学习叙事学、社会学、创意写作学等相关理论，提升对人物群像建构的把控能力；通过研读纪实文学经典、参与写作工坊、与同行切磋等方式，掌握人物群像表现的视角调度、节奏控制、人物对比、角色建构等技巧，使真实素材升华为具有厚重审美力量的能量库，最终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群像创作方式。

　　鲁光写《中国姑娘》之前，曾经深入湖南郴州训练基地，与中国女排队员进行深度交流。作品通过大量生动的细节、场面和对话描写，再现以孙晋芳、曹慧英和郎平等为代表的女排队员的英雄群像：曹慧英带伤坚持训练彰显主动担当精神，郎平以“铁榔头”式的扣杀成为中流砥柱。作者不仅写女排队员的爱国与拼搏，也写她们的欢笑和泪水。大量细腻真实感人的细节与场面描绘、丝丝相扣的事件呈现、激情洋溢的语言表达，使作品的人物群像既具共性光彩又各具个性魅力。作品让人看到的不仅是一群优秀的运动员，更是一群有着爱国情怀、坚定信念和高超球艺，创造了中国体育史上一段传奇的杰出女性的群像。

　　破解纪实文学人物群像书写难题的突围路径还在于，要坚守文学初心，遵从纪实文学非虚构性、文化反思性和跨文体性等基本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矢志以好的作品展现时代风华。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不为迎合市场而放弃纪实文学创作的原则和底线，不为追求流量与销量而牺牲作品的质量和价值，力求以真实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和生动的人物记录时代变迁，探寻更具吸引力和表现力的艺术传达方式，再现人物群像的精神风貌和生命追求。

　　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以一名高校教师的写作者身份，深入观察并再现二本院校学生群体形象。她并未先入为主地定义这一群体，也没有对他们进行简单的是非评判，而是以一种理解和同情的叙述姿态，倾听和呈现他们的声音。作品通过一个个具体学生的成长轨迹，揭示他们的共同认知和共通情感。“由点及面”的写法既避免群体描写的空泛，又实现个体与时代的深度互文。这不仅是一部透视二本学生群体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纪实文本，更是一部关注时代问题、回应民众关切、反思教育公平的启示录。在充分彰显文学价值的同时，这部作品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为当下纪实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鲜经验。

　　纪实文学的人物群像书写，是一场在真实中立像的艰难跋涉。这样的跋涉富有文体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只有把笔下的人物安排妥当，让他们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作品才有可能真正讲好故事，实现传情达意、启迪心智的目标。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