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生（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古来史乘俱以西北为羌戎荒蛮之地，然而新发现的青海扎陵湖畔秦刻石显示，秦始皇末年派遣使臣率方士往昆仑求神药，目标指向今青海高原地区，乃证先民确信“海内昆仑在西北”，提供了堪与《山海经》并列的重要历史坐标。这一发现，再次从历史人文地理角度，提示我们重新审视上古时代的西北之地。

　　问题是学术之前导，没有问题焉有学术。今特发疑，曰“西北之问”：其一，海内圣山昆仑何以不在中华；其二，中华圣人大禹何以在西戎——所谓远离中华、圣人不治、教泽不及之地。通过这两个问题，思考上古西北之地与中华历史的关系。

姜生在尕日塘秦刻石现场考察 作者供图

　　“海内昆仑”何以远去中华？

　　《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则昆仑不独在西北，且属“海内”；而后世所见有关昆仑之描述，却在远去中华“万里”之外。

　　这里涉及的是一个长期令人困惑的奇特谜题：作为“中国的奥林匹斯”，圣山昆仑直到汉代仍处于“中华”之外、圣人不治、教泽不及的戎狄荒蛮之地。汉人称昆仑在西荒。汉代纬书《尚书帝验期》云：“王母之国在西荒，凡得道受书者，皆朝王母于昆仑之阙。”按《尚书·禹贡》所述“侯、甸、绥、要、荒”，五服之西荒，即“荒服”最西缘，上古时界定为远去王畿二千五百里的区域，所谓“西羌”“西戎”之所在。《淮南子·墬形训》：“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纮。”九州“方千里”，即王畿千里之内。九州之外方千里为八殥，八殥之外才及“西荒”。换言之，昆仑落在九州八殥之外的最西。《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此言昆仑所在为“西荒”。

　　引人思考的是，在《山海经》的“海内”“海外”“大荒”三重叙事中，昆仑不仅在西北，且多被归入“海内”叙事。统计显示，传世《山海经》文本21次言及昆仑，其中12次见于《海内四经》。《太平御览》卷六十一：“《山海经》曰，昆仑山，纵横万里，高万一千里，去嵩山五万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环其墟。”按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张揖曰：“《海内经》云，昆仑去中国五万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广袤百里，高八万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为槛，旁有五门，开明兽守之。”又《山海经·海内西经》曰：“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山海经》三处记载或详或略，其间存在明显关联，当为同一昆仑。可能因为原本《山海经》文本在流传过程中有所增减，且古人引书并不规范，或以己意增减，所以呈现出若干不同面貌。要之，《太平御览》卷六十一所引这部分内容，应属《海内西经》。而《海外南经》亦称“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一曰在岐舌东，为虚四方。”再次表明昆仑属于“海内”的西部。又按《海内北经》，有“在昆仑虚北”“在昆仑东北”“昆仑虚北所有”“昆仑虚南所有”等关于环昆仑东北、北、南的情形描述，皆列“海内”叙事，可见昆仑位于“海内”。

　　不过在《山海经》中，关于昆仑所在，叙述似有自相矛盾之处。这些文献所述之昆仑既在“海内”，又言“去中国五万里”，显然存在文本异变的问题。

　　那么何为“海内”？“海内”即四海之内、九州之地。可参照上古五服（九服）制度。按《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等五服。《周礼》记载则为九服：“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五百里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不论五服或九服，都是以距离王畿亲疏远近而划分，或在“海内”（九州），或在“海外”（九州之外）。按《周礼·秋官·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九州之外，谓之蕃国。”郑玄注：“九州之外，夷服、镇服、蕃服也。”故“海内”应包括甸服、侯服、绥（宾）服等距中央王畿较近的区域，为传统中华之所指，“海外”则属于化外蛮荒之地。

　　屈原《天问》亦曾叩问：“昆仑悬圃，其凥安在？”昆仑与华夏究竟是何种关系？上古“神话”的背后，隐含着某种历史谜题，有待学人认真探索。

　　为何禹生西羌，不在中华？

　　史称大禹为夏朝缔造者，如《史记·夏本纪》曰：“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禹为中华圣王，然而自古子史诸家皆言“禹出西羌”“夏在西”。

　　考之上古文献，大禹出身西羌，记载明确。汉初陆贾《新语·术事》说：“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新语》作于汉高祖时，《挟书令》尚未解除，所以‘大禹出于西羌’之说一定始于先秦。”当是）《史记·六国年表》亦曰：“禹兴于西羌。”裴骃集解：“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盐铁论·国疾》也采纳：“禹出西羌。”牟融《理惑论》亦称：“禹生西羌而圣哲。”又皇甫谧《帝王世纪》：“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长九尺二寸，长于西羌，夷人。”是知王符《潜夫论·五德志》直称夏禹为“戎禹”，而有所自矣。按《礼记·王制》：“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谓戎人肉食。复参之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使鲁观周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杨伯峻注：“古指西方为夏。则夏声者，西方之声也。”秦发轫旧地在西，周亦起于西，宜乎以秦人所传为夏声为周之旧，故季札以采自西垂的《秦风》为夏声。季札的评论再次表明，古代先贤对于禹夏在西之历史确认无疑。

　　不独昆仑、大禹，《山海经》对“海内”和“大荒”的圣王之迹所作的记述，亦各含矛盾。

　　《海内经》记述的一些中华圣王之迹，却不属中华范围。如《山海经·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又《海内西经》：“赤水……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大荒经》的“海外”叙事中，却又记载有诸多上古中华圣地或圣王之迹在其地。如《大荒北经》曰：“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大荒西经》亦述及一些上古圣王后裔在“海外”：颛顼之子在“大荒之中”、夏后启更在“西南海之外”“流沙之西”；炎帝之孙“灵恝”及其所生“互人”的“互人之国”，亦属海外。同在“大荒西”，还有“昆仑之丘”和“西王母”。

　　诸此种种，引人深思。

　　清末王闿运说：“夏，中国也。始自西夷，及于内陆。”（《尚书笺》）傅斯年亦指“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夷夏东西说》）这个“始自西夷”的“西系”之夏，究竟何在？

　　要之，中华上古圣山昆仑，在《山海经》中既被归之“海内”，又时入“海外”；既在“海内”，又在中国万里之外。新见秦刻石，亦证其不在“中华”之域。历代传颂的先圣大禹，更出身中华之外的羌戎之地（早期羌戎乃是长期生活于西北地区的非华夏群落，见诸文献及考古发现），还有更多圣王之迹及其后裔远在大荒。凡此种种，超出史家认知逻辑，固为太史公等搢绅先生所不接受。此等文本矛盾或“荒诞”现象，或与历代文本传播重构有关，然而更重要的是其“神话”叙事可能隐含的渺远古史记忆，尚需吾辈认真探究求索。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22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