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久成 段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5月底，日本高调宣布4名现役自卫队人员将进驻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这是北约协调实施援乌行动的核心军事指挥机构。日本声称此举重在汲取乌克兰战场上出现的各种“经验教训”，但从深层次看，日本意在借机深度绑定北约，进一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聚焦亚太地区加快推进“远交近攻”战略布局。国际社会尤其是饱受其害的亚洲邻国对此必须保持高度战略警惕，坚决遏制住日本借势作妖、成势为患的“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

　　助“战”：深度绑定北约

　　冷战期间，由于担心卷入欧洲方面大规模冲突，日本与北约之间仅存在零散协作。冷战结束后，在日本试图借“国际贡献”谋求“大国地位”、北约试图借“全球伙伴关系”将战略触角扩至世界范围的大背景下，双方着手加强不同形式的战略沟通，并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作战、补给、保障行动，在柬埔寨、非洲、中东等地“维和维安”、“人道主义干涉”等行动中形成了各种实务合作关系。

　　进入21世纪，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逐渐抬头、与近邻矛盾渐次凸显，显著加大了对北约主动拉拢的力度。从“自由与繁荣之弧”到“俯瞰地球仪外交”，日本以所谓共享“基本价值观”，企图拉拢同属美盟体系的北约成为其合纵连横、仗势欺人的“可信任的必然伙伴”。尤其是2013年，日本与北约发表“共同政治宣言”，确立双方在欧洲大西洋地区与亚洲太平洋地区安全互助、双向勾连的基本合作方向，并据此于次年签订了“个别伙伴合作计划”，推动双方军事合作进入制度化发展阶段。

　　此后，由于大国博弈升温外溢，日本与北约的战略利益迅速出现了交叉趋同，亚太概念被刻意扩大为地缘战略竞争色彩浓厚的“印太”概念。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打着“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安全密不可分”的幌子，从联手援乌到跨区联演联训，再到强化军工产供链合作，双方军事合作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日本高调参加了北约峰会、外长会议、防长会议等，成为“印太四伙伴”（日韩澳新）领头羊，“个别伙伴合作计划”也在2023年扩容升级为“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

　　这不但极大满足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私欲，更为其绑定北约、拴留美国、提高“国际声望”提供了关键的政治抓手。特别是日本此次向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驻4名自卫队现役人员，与此前向北约派驻大使、联络官以及参与网络攻防演习等相比，迈出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关键一步。它意味着，日本正试图将与北约军事合作从非作战行动推进到作战行动，从伙伴关系升级为准同盟关系。这背后隐含的政治意图主要包括：巩固北约“最悠久”域外伙伴的角色，以确保其“印太四伙伴”的领头羊地位；彰显挺欧援乌立场，以牵制美俄关系重建；变相增大对美军事贡献，以加大对美战略拴留。

　　学“战”：进一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关于派遣行动的军事意图，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强调在于“汲取乌克兰战场上出现的新战法等各种经验教训，从而强化自身防卫体制”。这一表述显然在避重就轻，刻意隐藏背后的真实意图——进一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回顾日本与北约军事合作的历程不难发现，日本孜孜以求的所谓“经验教训”，恰恰就是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不允许其发动、实施和支撑战争的各种必备“技能”。近年来，日本正是从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历次战争中学习所谓“经验教训”，才形成了一套日益突出攻势化战略转型的军事理论，发展出一套越来越强调远程攻击的武器装备体系，并且公然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不断拓展对外军事行动范围，加速打造“举国防卫体制”。所谓“经验教训”早已变异为日本借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障眼法。

　　当前，高市政府正在加紧推动年底前完成《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其中“适应新战法需要”等是其主张修订的主要理由和方向。由此看来，日本强调所谓的汲取“经验教训”主要是围绕如何为修订“安保三文件”投石问路、落子布局而展开。

　　首先是借渲染人工智能、星链、无人机、有人无人协同、机炮弹结合等新型及非对称型战术战法，鼓吹“战场环境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从而加快推进无人化、智能化作战转型，进一步模糊“专守防卫”原则对于自卫队能力和行动的清晰限制。

　　其次是借渲染俄乌冲突“消耗战”特征，鼓吹系统性构建支撑长期作战体制机制的重要性，从而加速军事部门扩权，加快形成军工复合体，加大武器、弹药、物资储备和重要基础设施军民共用，企图重蹈战争覆辙，严重背离和平宪法。

　　最后是借派遣行动本身，创造自卫队融入北约军事指挥机构、深度参与相关行动的“先例”，从而为未来逐步在日美同盟框架之外推进海外军力部署、遂行海外军事行动等架桥铺路，加速挑战国际社会决不允许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刚性约束。

　　唆“战”：加快推进“远交近攻”战略布局

　　尽管双方均强调共享“基本价值观”，日本与北约本质上是双向勾连、各取所需的利益型伙伴关系。从地缘层面看，日本的战略重心始终放在如何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之所以不惜“血本”也要协助北约在乌克兰打“代理人战争”，实际上是将其当成有利可图的“先期投资”，最终落脚点是试图在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获得来自北约的“超额回报”。

　　首先是政策协调。受日本恶意引导，北约及其主要成员国显著加大插手亚太尤其是东亚事务的力度，各种颠倒事实、充满敌意的政治表态、外交声明层出不穷，各种双边、小多边伙伴关系不断升级扩容。

　　其次是军事援助。日本与北约及其主要成员国陆续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互惠准入协定》《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等军事合作文件，各种联演联训联合行动的频次、规模、危害日益加剧。

　　最后是作战支持。网络、太空、认知等平战和地理界限模糊的新型作战领域，早已成为日本与北约的优先合作领域。在陆海空等传统领域，尽管北约第5条的“集体防御”条款仅适用于成员国，但是借由美国既是北约核心成员又是日本盟国的双重定位，日本期望能够在美国卷入的地区冲突中从北约获得间接作战支持。尤其是北约主导下的所谓危机管理、“维和维安”、“人道主义干涉”等多国军事行动，由于没有明确适用的地理范围界限，被日本寄予厚望。在对外干预野心急剧膨胀的背景下，日本幻想未来可以将北约相关做法复刻移植到东亚，并在遂行相关行动时获得北约的实质性支持。派员进驻北约核心指挥机构，集中体现了这一狼子野心。

　　明治维新后，日本惯常以“远交近攻”的方式，借势作妖、仗势作恶、为害近邻、不能自拔，最终以可耻失败而告终，国际社会必须以实际行动严防其重蹈覆辙。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23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