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兴华（阿坝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也是维系社会秩序、涵养个人品德的精神纽带。晚清时期，曾国藩立足时代变局，深耕传统儒家礼学，将“礼”从外在仪节升华为修身治世的行为准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学思想。深挖这一思想中的文化精华，辩证汲取其合理内涵，对于今天传承中华文脉、涵养时代新风、完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以礼立人的思想脉络

　　曾国藩治学既兼取汉学考据与程朱理学之长，又深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崇德重义精神浸润。他潜心钻研传统“三礼”，跳出单纯典籍考据的范畴，将礼学与修身、理政实践紧密结合。在他看来，礼不仅是“日用伦常”的行为规范，更是“辅世长民”“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由此他指出：“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学礼焉而已。”这一判断，将礼从书斋学问提升为关乎国家治理、社会秩序的根本遵循。

　　曾国藩礼学思想的核心可概括为“以礼自治”与“以礼治人”的双向统一。前者强调个人修养须臾不离礼，通过内化礼义、恪守礼规以涵养德性、端正言行，并主张官僚间“谨守准绳，互相规劝”、和衷共济；后者强调以礼教化民众、规范社会，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维系有序的社会关系。这两端并非先后次序，而是同一工夫的两种指向，自治是根基，治人是发用，二者互为支撑。这一内圣外王的礼治路径，承续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逻辑，体现了个体道德与社会秩序的有机统一。

　　礼仁相济的实践智慧

　　在礼与仁的关系上，曾国藩继承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认为“礼是仁的外部体现，仁是礼的内在归宿”，二者互为表里，缺一则礼失其本、仁失其依。他将这一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实践，强调治国理政须以仁爱为本、以礼义为用。同时在治军过程中，将“仁者、爱人”融入日常管理，突出政治纪律教育和儒家伦理教育，要求将领“待兵勇如子弟”，以道德感召补充单纯强制，仁以养心，礼以束行，二者并施，使队伍在纪律严明之外更具精神凝聚力。这一“礼仁相融”的思路，对于今天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治理社会具有启示意义：制度规范若缺乏人文关怀，容易流于冰冷机械；纯粹依靠道德说教，若无刚性约束，难以持久见效。唯有礼仁并重、刚柔相济，方能实现良政善治。

　　在礼与法的关系上，曾国藩主张“仁爱为主、刑罚为辅”。他曾言“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强调礼的普及与内化是社会安定的基石。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面对积弊深重的社会现实，若一味宽柔、姑息养奸，则难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主张在特定情形下“纯用重典以锄强暴”。礼在导人向善，法在惩恶止乱，二者各有所司，不可偏废。这种“礼法相济”的思路，本质上遵循的是传统“德主刑辅”的治理逻辑，强调礼教的根本性地位，将刑罚视为辅助手段。其与现代法治精神存在本质区别：前者建立在等级秩序和人身依附关系之上，后者以权利平等、程序正义为基石，但二者在“法安天下、德润人心”这一治理智慧层面有相通之处。今天我们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治理经验的吸收与超越。

　　守正创新的当代价值

　　曾国藩礼学思想的根本核心在于“礼以立人”，通过礼的教化与践行，使人成为有德性、知廉耻、守规矩的文明个体，这一理念穿越时空，在当代社会依然焕发着生命力。其一，为现代社会秩序构建提供文化支撑。现代社会治理离不开法律的外在强制，但同样需要基于文化认同的内在自律。礼所蕴含的恭敬、谦让、诚信、有序等精神资源，能够有效涵养公民规则意识与公共精神，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礼之于法如同土壤之于禾苗，失去礼的涵养，法律亦易失却温度。其二，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如何在尊重个体自由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是当代社会治理的普遍难题。曾国藩以普遍之理与具体之礼相结合的思维路径启示我们：道德建设既要有超越性的价值指引，更要落脚于日常人伦、衣食住行等具体规范之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生活、化为习惯。其三，为个体心性修养提供传统智慧。曾国藩一生重视“主敬”“静坐”等礼教工夫，主张在恭敬自律中涵养定力、澄明心性。这些方法剔除其唯心色彩后，不失为治疗现代人心浮躁、精神涣散的一剂良方。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当代生活中，重温“礼以立人”的修养之道，有助于重建内心秩序、提升精神境界。

　　礼者，天地之序也。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不学礼，无以立”，从朱熹“礼即是理”到曾国藩“学无不衷于礼”，礼的精神如一条文化血脉，贯穿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承之中。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立足当代中国实际，更应以守正创新的姿态，将礼学智慧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使之成为涵养文化自信、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滋养，让传统礼学智慧在时代沃土上开出新花、结出硕果，向以文化人、以德治国的时代命题交出中华文化的精彩答卷。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