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汉字文化传承系列（上）】

　　作者：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编者按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标识，千百年来或镌刻于碑石摩崖，或书写于简牍帛书……构筑起恒久赓续的文明资源谱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这一重大论述深刻阐明了汉字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光明日报记者会同郑州大学、中山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工商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和机构学者组成联合调研组，推出“关注汉字文化传承”系列报道。本篇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梳理碑刻、简牍等汉字遗存的分布面貌与文化特质，探寻汉字文化遗产资源现状与保护路径，为做好汉字文化挖掘阐释、价值弘扬夯实基础。

　　文脉有证 汉字文化遗产资源现状与文化价值

　　新发现的“尕日塘秦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龙门石窟新见的唐代《金刚经》崖壁刻石，进一步丰富了中古石刻书法遗存；海昏侯墓出土的齐《论语》与现今所见存字最多的《诗经》古本，也陆续向大众展出……从高原昆仑的秦篆遗珍，到中原大地的森森碑林，再到散落东亚各地的汉文木简，这些以石为纸、以竹为媒的汉字遗存，在岁月中沉淀为一部部史书。

　　碑刻摩崖：刀笔镌刻的印记

　　“古人以石载经、以字传世，着实令人动容。”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博物馆，游客张女士面对一方方历经千年风雨的石经，发出这般感慨。该寺刻经事业历经六朝更迭，绵延1039年，共镌刻石经14278块，附刻经题记6800余则，反映了隋唐至明代的社会状况与民间信仰。它们不仅是千年文化绵延传承的见证，更是汉字演变与书法艺术流传的鲜活样本。

　　上海博物馆专门负责石刻整理的馆员牛健告诉调研组，在汉字文化遗产中，古代碑刻、摩崖、石窟题记等分布广、延续久，其内容或褒扬功勋，或记录生平，或传承经典……是观察汉字演变、书法流变和历史印记的关键载体。

　　据了解，受时代变迁、刊刻目的与地域环境影响，碑刻摩崖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风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汉字书写形态。

　　2025年，我国碑刻考古取得重大突破，“昆仑刻石”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多维度论证，被认定为秦代刻石并命名为“尕日塘秦刻石”。其上三十七字秦篆笔法古拙，与秦代官方书风高度契合，是秦朝推行“书同文”政策的珍贵实物见证。

　　从高原边陲的秦代篆文瑰宝，再到中原腹地的历代碑刻群，中华石刻汉字沿着书体演变脉络绵延。调研组走进曲阜、西安的碑林场馆，满目碑石森然林立。汉代孔庙记事碑静静矗立，《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等隶书碑文波磔分明、舒展洒脱。

　　循着汉字书体演进的脉络前行，时代更迭带来书风流变，河洛山水间的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的造像题记早已闻名遐迩。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北魏楷书笔画方劲斩截、棱角分明，尽显石刻书法的刚健厚重；而题记中随处可见的碑刻俗字，生动还原了汉字在民间传播的原生样貌。

　　由河洛腹地继续向南延伸，书风由雄健转向灵动。在湖南永州崖壁间，唐宋元以来的摩崖石刻遍布山野，楷书、行书、草书诸体并见，诗文题咏、山水游记与理学哲思，一笔一画中藏着颜真卿、米芾、黄庭坚等书法名家的心境与志趣。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崔树强介绍，“大量碑刻构成一部镌刻于山川大地之上的汉字史书，为字形演进、书风变化、语言文字研究以及地方文献整理提供了可靠依据，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

　　简牍渊薮：书于竹木的信使

　　石刻之外，简牍以竹木为载体、笔墨为依托，承载着汉字书写的烟火气。

　　简牍使用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商代晚期。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朱建军介绍，从行政律令、典籍文书到私人书信、日记簿册，简牍记录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为还原古代社会风貌、梳理汉字文脉演进提供了珍贵佐证。

　　“敞叩頭言……願子惠幸哀憐，且幸藉（借）子惠韋絝（裤）一、二日耳！不敢久留。”这是一位名叫元敞的戍卒写给友人的借裤信，寥寥数语真切映照出汉代边塞艰苦的戍守生活与好友温情。

　　在广袤的西北戈壁，敦煌、居延、肩水金关、悬泉置等遗址出土数万枚汉简。这些简牍将边塞军务琐事、日常衣食起居等尽数记录，生动彰显了汉字在基层治理、边塞生活与文明沟通中的作用。据专家介绍，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中，还有大量关于西域使节往来、物资调配的记录，反映出汉代丝绸之路上的繁忙景象。

　　与西北边塞汉简风貌迥异，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简牍别有“一番气象”。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告诉调研组，他们新近完成一批三国时期简牍的整理释读，其墨迹既留存隶书余韵，又初现楷书笔意，清晰勾勒出汉字由隶向楷演变的轨迹。而在荆州出土的楚简，书风灵动洒脱、笔法变化丰富，尽显楚地独有的汉字书写神韵与人文风貌。

　　“失传一千多年的齐《论语》就这么真切地展现在眼前，这次展出的100多枚新修复海昏简牍原件太珍贵了！” 2026年4月14日，“书香海昏——汉代海昏侯国简牍文化展”正式开幕，一位南昌高校学子观展时由衷发出感慨。海昏简牍的现世，进一步丰富了长江流域简牍文脉的样貌，展现出汉代典籍书写的规整与精妙。

　　延展至西南边陲，同样留存着珍贵的汉代简牍实物。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简牍5万余枚，参与该遗址文物整理的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教授曹锦炎介绍，“这些简牍上的隶书书写规范工整，见证了汉字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填补了云南地区汉代简牍文字史料的空白。”

　　“与经过后世整理、刊刻的传世文献相比，简牍上的文字更接近古人日常书写时的原初状态。”郑州大学李逸峰教授是简牍书法研究的专家，他告诉调研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简牍，还原了汉字在传播、使用与演变过程中的真实状态，为厘清汉字源流、考释传世文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比如，过去对一些古文字形体的解释，往往依赖后世推测，但简牍上的原始墨迹常常能给出直接答案。

　　域外遗珍：跨越山海的回响

　　汉字不仅记录了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脉络，也伴随文明交流传播到更广阔的地区，在世界多地留下了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文化遗存。

　　从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出土的汉字木简、汉文碑刻，以及散布于世界多地的汉字遗存，构成了观察汉字跨越山海向外传播的关键实物材料。

　　“論語□語□□”“辰宿宿列張寒来暑往收秋冬”“天天天□□天天地玄黄宇”……一枚枚对《论语》《千字文》等中国典籍的练习木简，出土于日本奈良平城宫遗址。据了解，截至目前，日本出土了40余万枚木简，这些书迹反映了汉字在古代日本社会中的广泛应用。

　　韩国出土了六世纪至八世纪的木简，用汉字记录着公文、教育、律令、户籍、食货等内容。韩国成均馆大学曹玟焕教授评价这些木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明晰“韩国早期书风的渊源及东亚地区汉字传播路径的变迁”。

　　调研组了解到，韩国现存七世纪至十世纪汉文碑刻数量丰富，其中不少碑刻受中国影响，书风与王羲之、欧阳询等书法家相近，是汉字审美理想在传播过程中的具体物化。日本奈良、京都等地留存的汉文碑刻，在干支纪年、官称用语等方面也多受中国影响，是中华文脉在域外的延伸。

　　调研组在资料整理与专家访谈中发现，这些散布于东亚各地的汉字遗存，在承袭汉字书写体系、制度规范与审美观念的基础上，衍生出各具地域特色的书写面貌与文化内涵，共同构成了跨越国界的东亚汉字文化圈，成为中华文明对外传播与交流互鉴最生动的实物见证。

　　活化利用 汉字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

　　存量尚未“消化”，增量仍在不断涌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工作人员正用三维扫描等技术对所存碑刻重新建档。碑刻的全方位信息被逐项采集、纳入档案和数据库。文保人员告诉调研组：“碑林的碑刻虽已有基础信息台账，但传统记录方式难以适配文物保护、数字化建档的高标准需求。”这句话，道出了当下汉字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状况。

　　一方面，存量资源规模巨大。石刻类文物长期面临风化、水蚀、霉菌等威胁；而简牍等墨迹文献则对环境控制、修复技术和保管条件要求更高。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已登记的摩崖石刻保存状况“较差”的有1048处，“差”的有251处。一位基层文保工作者坦言，“很多摩崖石刻暴露在山野间，风化和水蚀几乎不可逆，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延缓这个过程。”

　　另一方面，需要保护的遗存数量还在不断扩容。新出土简牍、新发现碑刻、新纳入普查的石刻遗存，意味着修复、登记、建档、研究、展示等工作同步增加。比如，十余年前，西部某地区石窟出土1.5万余件文书残片，当地研究机构这两年才成立专项课题，开始全面修复、整理和研究工作。

　　复合人才不足，国际化研究仍薄弱。调研发现，兼具文物保护、古文字研究、数字技术和国际协作的复合型人才极为紧缺。目前，全国开设文物保护与修复相关专业的高校数量有限，招生规模和培养方向与现实需求之间仍有差距。

　　荆州文保中心联合考古机构和高校研究团队共同推进，才实现了秦家咀竹简清理、保护修复与学术释读的有效衔接。这反映出当前该领域复合型人才不足、不同专业力量仍需进一步整合的现实。

　　与此同时，面向海外汉字文化遗产的系统调查和持续整理仍显不足。有关海外收藏的中国甲骨、敦煌文书、碑帖等，研究主要依靠少数高校团队和学者持续推进，尚未形成全国层面的稳定协作机制。

　　随着研究视野从“本土材料”逐步转向“全球汉字遗存”，人才短板进一步显现。对海外简牍、碑刻的调查研究，不仅需要专业学术能力，还需要外语、国际传播和跨机构协同能力。

　　数字化成果不少，但公共转化仍欠缺。近年来，汉字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明显提速。新技术陆续应用，一批数据库和数字平台陆续上线。例如，浙江大学推进的“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构建的“中华碑刻典藏与汉字研究平台”。调研中也发现，数字化不等于大众化，上线不等于传播。

　　对专业研究者而言，高精度图像、释文对照、异体字检索等功能至关重要。但对公众而言，如果缺少通俗阐释和教育转化，再丰富的数据资源也容易停留在“专家可用、公众难近”的层面。

　　进一步看，当前不少数字资源分布在不同机构、不同平台，标准方式并不统一，二次开发和跨平台共享仍有障碍。如“历代石刻总目数据库”等一些专业数据库，通常依赖机构采购或付费授权，普通用户难以检索并使用。如何把专业资源真正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正成为活化利用能否走深走实的关键一环。

　　协同深耕 持续推进汉字文化遗产高质量保护研究

　　强化文博机构与高校协同，夯实保护研究基础。从一枚枚糟朽的竹木简牍到一通通漫漶的碑刻摩崖，汉字文化遗产保护正从抢救性保护转向系统整理、深入研究与成果转化并重的新阶段。调研组认为，做好汉字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推动文博机构、科研院所和地方政府形成更紧密的协同机制。

　　调研发现，文博机构拥有一线修复监测和馆藏整理的优势，高校则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理论建构和数字技术转化方面更具潜力。应围绕简牍、碑刻等不同类型资源，建立更加稳定的合作机制，在协同整理和人才培养中提升整体效能。特别是对重点馆藏、濒危材料和新出土文献，应尽快形成“抢救性保护—数字化采集—系统整理—成果发布”的完整链条。

　　但调研也显示，不同机构之间在数据标准、著录规范和平台建设上仍有待进一步统筹，覆盖多门类、贯通全流程的保护体系仍需继续完善。

　　共建汉字文化遗产数据库，打通共享传播链条。数据库建设是新时代汉字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工程。当务之急不只是继续“多建库”，更要解决标准不统一、平台分散、资源难互认、成果难共享等问题，推动专业资源更好地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

　　应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逐步实现简牍、碑刻等多类型资源的互联互通。同时，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等技术，提升残损文字识别、异体字关联、跨文献检索和专题研究能力。

　　对海外所藏汉字文化遗产，也可借助数字化合作机制推进资源整合，探索多语种检索、跨机构共享和专题化展示，推动“数字回归”取得更多实效。“国际敦煌项目”依托跨国协作机制，围绕敦煌汉字文献与丝路写本文书形成了跨机构检索、多语种访问的在线资源体系；殷墟博物馆《甲骨文奇遇记》等数字化传播实践说明实现汉字文化遗产从数字归集走向活态传承是可行的。

　　构建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汉字文化研究体系。调研组在调研中深刻感受到，推动汉字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高质量发展，应在政策、人才、技术三个层面协同发力。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设立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支持计划，持续加大对濒危材料、重点文献和海外相关资源整理研究的支持力度；二是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打通“高校培养—文博实训—项目锻炼—基层就业”贯通式人才培养链条；三是以人工智能与数字赋能为驱动，逐步增强对全球汉字文化遗产的整合能力与阐释水平。

　　与此同时，研究视野也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对国内甲骨文、金文、简牍、碑刻等资源的整理阐释，也要把海外相关汉字文化资源等纳入研究框架。只有把“保护研究”与“全球视野”结合起来，汉字文化遗产研究才能更完整地呈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传播力和影响力。调研组也注意到，域外碑刻、日韩简牍等海外汉字遗存正逐步纳入国内学界的考察范畴，一批相关国家级科研课题正同步推进。

　　（调研组成员：郑州大学书法学院赵明、夏卓熙、谭杰、赵雅琪、李宗晓、杨扬，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维海，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篆刻系邹昊轩，光明日报记者纪博、兰亚妮）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25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