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红雨（中国作协会员）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0余年前，为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萧华将军以其在长征中的亲身经历撰写歌词，由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谱曲，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长征组歌》由此诞生。自1965年8月由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首演以来，《长征组歌》历演不衰，成为中国合唱史上的精品，伟大的长征精神，也通过音乐作品得以更广泛弘扬。

　　作为吉林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编辑、主持人，我曾采访过多位《长征组歌》的主创者和演唱者。其中最早拜访的，便是李遇秋老师。这位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一生都与长征有着不解之缘。当他的个人命运与长征这一宏大历史征程交织在一起，那一个个跳跃变幻的音符，便涌动成震撼灵魂的恢宏乐章。

插图：郭红松

　　一

　　在我30余年的广播生涯中，2010年国庆节的一期特别节目，让我终生难忘。在那日早上8点的“红雨访谈”中，我现场连线采访了《长征组歌》的曲作者之一、著名军旅作曲家李遇秋。而这个采访，是我们半年前约定的。

　　2010年春天，玉兰花开时节，我和几位手风琴演奏家相约拜访李遇秋老师。在他家小区门口，一位腰板挺直的老人向我们走来，步履从容，白衬衫、棕绿色军裤，背一个普通布包，戴一副黑框眼镜。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已是81岁高龄；他这身朴素的装扮，让人难以相信他是《长征组歌》的曲作者，著名的手风琴作曲家、演奏家。

　　李遇秋很健谈，他告诉我：“长征可以说贯穿了我的整个生命。”这句话，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1929年，李遇秋出生在河北深泽。他的一位小学老师是县城里的进步青年，一有空就偷偷地给同学们讲长征的故事。要知道，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小城，讲红色故事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老师说，曾有那么一群人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为了理想不怕牺牲，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路程。老师还说，参加长征的战士中也有“红小鬼”，最小的7岁参军，9岁就走上了长征路。老师讲到这里，孩子们开始兴奋地在下面小声议论。小遇秋瞪大了眼睛，眼里满是崇拜，听得津津有味。红军长征的故事，在他的心里悄悄种下一颗种子。

　　“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来到了李遇秋的家乡。李遇秋慢慢知道，现在的八路军就是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他暗自立誓，要保卫家乡、打倒日本侵略者。李遇秋的两个哥哥在1938年就参加了八路军。两年后，怀着对抗日救国英雄的崇拜，11岁的李遇秋也成了小八路。

　　李遇秋被送到冀中军区“抗中”。抗中是冀中军区抗日军人家属子弟中学的简称。学校有600人，别看他们都是些孩子、学生，但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他们一样跟着部队行军、反“扫荡”、钻青纱帐，年纪再小也是战士！

　　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抗中的学子们隐蔽起来。1944年，李遇秋当了卫生员，每天给伤病员换药、打针，目睹战士们流血牺牲。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创作《长征组歌》提供了深厚积淀。

　　李遇秋说，自己走上音乐道路是歪打正着。他还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抗敌剧社（战友歌舞团前身）到我们那里深入生活。我那时候爱唱歌，在抗中时学了不少抗日歌曲，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我经常去旁边的小树林唱歌，结果被采风的歌唱家们听见了。有人说，小树林里总有个女高音唱苏联歌曲，唱得还不错。大家也蒙了，不知道还有个女高音。结果找来找去发现是个小男孩。我那会儿没变声，可不就像女高音嘛，这样就把我调到抗敌剧社了。到剧社以后，我什么也不会，这怎么办？正巧我屋里边搁着台手风琴，我看别人拉就跟着模仿，那会儿我还不识谱，但我会唱歌，知道去找那个旋律。作曲家们说这是棵好苗子，你就干这个吧。你看，就这么定了，我这辈子搞音乐。”

　　一次无心插柳，却成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代手风琴演奏家李遇秋，也成就了手风琴和长征的一段佳话。

　　既然发现了好苗子，剧社便指定专人教他识谱、作曲、拉手风琴。全国解放后，新中国建设需要人才，组织上把文工团的青年们送出去学习舞蹈、声乐、导演等专业知识。

　　1950年秋，李遇秋幸运地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6年深造，他学有所成返回原部队。此时，原来的抗敌剧社已在1949年8月改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1955年5月又正式命名为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系统专业的学习，让李遇秋在多年后顺理成章承担了创作《长征组歌》总谱的重任。

　　李遇秋的人生经历，令我兴奋又着迷。我诚恳地邀请老人家在当年国庆节做一期关于《长征组歌》的直播节目，他欣然应允。

　　二

　　重大节日做特别节目是媒体传统。国庆节的“红雨访谈”自然要精心设计和准备。往期的访谈都是事先录音，经剪辑制作后再播出，而直播的优势在于听众可以与主持人和采访嘉宾连线互动。前期我们做了节目预告，听众也格外期待。

　　电话接通，直播开始。我简要回顾了李遇秋的成长经历。李遇秋感慨地说：“假如我只会音乐创作，没有年轻时反‘扫荡’、下大雪在山里边行军、在炮火连天中抢救伤员的经历，恐怕写不了《长征组歌》这样的作品，即便写出来也是空的、虚的。正因为有战争年代生与死的搏斗，才有后来创作中的那种激情。”

　　我说：“李老师，刚才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重温了《过雪山草地》的片段，这沉郁铿锵的歌声把我们带到了长征路上。举国欢庆之时，我们一起回顾这段历史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刚才听了这一段，我又回到了多年前。虽说我参与了创作，已经对每一个乐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可我还是听一次激动一次。”

　　“您能给我们讲讲当时创作的情景吗？”

　　“1965年，萧华同志是总政治部主任，他有一部关于长征的组诗。他是亲自参加过长征的，也是部队的高级领导。多年来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要艺术地再现长征。他公务繁忙，后来在养病期间创作了这组诗。我们一看觉得这个太好了，但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遇到过，一般的大型作品，比如说《黄河大合唱》，每首词的格律、长短句各不相同。可是《长征组歌》这十首完全一样，叫‘三七句、四八开’。就是三个字的句子是四句，七个字的句子八句。我们几个同志一研究说这怎么写，这个格式很容易把形式框起来，如果把十首作品写成一个样就坏了，后来等我们深入进去觉得不会，因为什么呢？每首情绪不一样，《突破封锁线》是打仗，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是歌颂，所以我们就放开了写。晨耕、生茂、唐诃和我，4个人各有所长，哪一个人单独干，可能都没有现在的效果好，我们的长处拧到一块，不到两个月就写完了。”

　　“刚才您提到《突破封锁线》，我就给听众播放了这段音乐。边听，眼前就浮现出红军战士突破封锁线时紧张的战斗场面，太生动了，让人有在场感。”

　　“湘江战役（《突破封锁线》对应段落）是在长征当中牺牲人数最多、最惨烈的一战。我当过卫生员，给受伤的战士包扎过伤口，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那可不是随便说的，真的，那些死的伤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弟兄。”

　　“是否亲历过战争，直面生死，直接影响到作曲家的三观、信仰；一个人的人品，最终决定他作品的质地。”

　　“红雨，你说得太对了。我们常说，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这可绝不是一句玩笑话。”

　　“李老师，刚才有一位听众留言，想请您讲讲创作中难忘的经历。听说您创作时正是炎炎夏日，这样的天气即便什么都不做，人也很难受了，何况还要完成这么艰巨繁重的任务。”

　　“我那时候创作的房间大约3平方米，只有一架琴。我们团只有一个电扇，是排练的时候给排练场里边用的，更别说空调了。北京六月下旬一直到七月底，我热得浑身大汗，出汗出得我胳膊上全是痱子，汗把桌子的木头都沤湿了。后来怎么办？因为咱们北京的自来水很凉，我打一盆自来水搁在脚底下，就跟在澡堂子里一样，门一插，把湿的凉毛巾披在后背，两只脚泡在凉水盆里，总谱就是这么写出来的。现在谱子上边留下的汗渍，还能看见。”

　　“这手稿太珍贵了。刚才听您讲述创作的过程，我感觉您这两个月的奋战也相当于一次创作的长征。”

　　“就因为带着激情，我没有感觉到苦，也没感觉热得受不了。因为我有一肚子的话想往外说，作曲家的语言就是音符、就是音乐！虽然说20世纪60年代咱们生活不如现在好，但也比过去强多了。红军长征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日子，要克服多少困难？如果我没有拿出百分百的力量来，如果不把红军战士的精神表现出来，我都觉得对不起他们。”

　　那个从小听着长征故事参军入伍的少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历经炮火的洗礼；他一边战斗，一边在组织的培养下进行专业的音乐学习。多年之后，他也荣幸地成为4位曲作者中的一分子，最后将其他3位曲作者的旋律构思整合，并统一进行和声编排、声部平衡与乐队配器，将整部交响大合唱丰满立体地呈现在舞台上。

　　我常常想，90年前，是什么能让那样一支队伍完成超越人类极限的壮举？又是什么力量支撑李遇秋这样的作曲家们完成这部鸿篇巨制？也许，《长征组歌》的那句歌词给出了答案：“革命理想高于天。”

　　三

　　1965年8月1日，备受瞩目的《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随着大幕徐徐拉开，那些参与首演的战友文工团的合唱演员也许想不到，他们呕心沥血打磨的《长征组歌》也开启了新的长征，直至今天，人们还在一遍遍传唱。而作曲家李遇秋与长征的故事也刚刚拉开序幕。

　　首演获得巨大的成功后，《长征组歌》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巡回演出，场场爆满。1965年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周恩来总理亲临现场，演出结束后亲切接见剧组人员。之后，《长征组歌》的主要歌曲迅速地传唱开来。全国各单位都来文工团抄谱子，全国上下掀起了学唱《长征组歌》热。

　　《长征组歌》已经远不止是一首首歌曲或一场音乐会那么简单，它渐渐演变成一种全社会范围的历史教育活动和别开生面的思政课，这是令创作者始料不及、兴奋不已的。多年以后的《长征组歌》，同样起到了鼓舞和教化人心的作用。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同时提振民族士气，他亲自决策并推动《长征组歌》的复排。

　　战友文工团的乐队、合唱队的水平及编制早已与10年前不同。李遇秋的任务依然是修改总谱并重新配器。这一次，他也解放思想，在西洋管弦乐基础上，加入三弦、琵琶、竹笛等民族乐器，形成“中西合璧”的混合乐队编制。许多刚被“解放”的老红军、老八路观看了演出，边看边落泪。散场时，有人禁不住和旁边的老战友感叹：“这是又走了一遍长征啊。”

　　时间来到1995年，《长征组歌》走过30年。此时的李遇秋已经光荣离休，但他的心与《长征组歌》从未走远。这一年，受萧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和很多老同志的共同委托，由著名指挥家胡德风策划，李遇秋再次担起重任，对《长征组歌》进行一次较大的修改。这也是他对《长征组歌》进行最后一次系统性修改。

　　如何让经典与时偕行，具有时代气象，成为李遇秋要解决的新课题。他仿佛又回到30年前的创作状态，有时顾不上吃饭，有时忘了休息，甚至忘了自己已经是67岁的老人。一年多的时间，他捧出了200多页的总谱，每个音符都浓缩着他几十年的积淀。这一版增加了部分声乐篇幅，使声部层次更加丰满，在保留原有民族风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乐队的表现力。

　　到此，你觉得李遇秋与长征的故事该到尾声了吧？不！还有下文。

　　对一个终生学习、不断突破自己的人来说，他自然会给我们带来新惊喜。李遇秋告诉我，他60岁那年学会了开车，学着用电脑做音乐。

　　1996年，长征胜利60周年，李遇秋总觉得还有很多话没说出来。《长征组歌》的歌词给曲作者提供了创作的引导和依据，但也有它的局限，音乐有时候需要更自由的飞翔，完全不受歌词限制，这时，他想到用陪伴自己几十年的心爱之物——手风琴，展现长征途中的历史场景，讴歌伟大的长征精神。于是便诞生了中国手风琴音乐创作的里程碑之作——手风琴奏鸣曲《长征》。全曲分为四个乐章：《英雄史诗》《草地风雨》《喜迎亲人》和《铁流勇进》。1997年该作品获全军器乐作品一等奖。1998年荣获文华奖，这是对一位70岁老兵最高的褒奖。

　　2013年6月，李遇秋因病逝世。今天，当我们把目光投向90年前的雪山草地时，我们也深情缅怀李遇秋。如果从少年时听老师讲长征故事算起，到他用手风琴演奏《长征》奏鸣曲，李遇秋的长征走过了60余年。

　　90年前，有英勇无畏走过长征的人；90年后，仍然有铭记长征、抒写长征、践行长征精神的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长征。李遇秋曾说：“奏鸣曲《长征》的第四乐章之所以命名为《铁流勇进》，意味着长征永远没有终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还要继续前进。”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2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