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编者按

　　经济哲学研究面向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是以哲学的方式对经济世界的理性追问。中国经济哲学根植于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实践和瞩目成就，既是解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视角，也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石。本刊特约请两位学者分别从中国经济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研究范式、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经济哲学阐释这两个维度进行深入阐发，以期引发学界的更多关注与思考。

　　作者：张雄（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资深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1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蔚然成风。经济哲学学科发展历经40余年积淀，形成独具特色的“经济学与哲学”交叉学科。它扎根于中国经济变革现实，以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根基，深刻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资本”、效率与公平、自由与规制等重大关系。我国经济哲学秉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致力于超越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哲学滋养，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思想魅力与实践导向。

　　我国经济哲学学科发展缘起

　　我国经济哲学的前身是“改革哲学”，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确立，经济哲学学科得以兴起和发展，这是经济哲学发展阶段的第一时期。那么，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什么没有出现经济哲学？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的运行逻辑、理论范式、学术环境，从根源上消解了经济哲学赖以存在的问题域、对象与土壤。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总体偏重于形式逻辑的演绎推演，而对于经济矛盾运动中辩证逻辑的系统运用尚缺乏充分展开。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才真正为经济哲学学科的萌发与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土壤与理论空间。因此，经济哲学需要深入剖析经济行为背后的利益驱动机制、欲望生成逻辑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伦理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探索路径。它不是单纯以西方经济学知识论分析为框架，使经济思想变为追求个人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动力学教条，而是秉持社会主义“强国富民”“经济匡时”的经济哲学战略国策，旨在追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和哲学目标的最佳实现”。

　　经济哲学缘起的主观因素之一，来自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主题的深化。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应当说，物质生活领域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准把握时代精神的轴心坐标。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发生了深刻变迁。这一变迁体现为，哲学研究视野从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改革哲学”探讨，逐步拓展并深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与哲学思考。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重心逐渐从改革实践的哲学论证，转向对唯物史观及其历史辩证法的深层发掘，尤其是对历史观念、历史思想及其现实逻辑的批判性考察，由此推动哲学与经济学走向深度协同，并催生了经济哲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

　　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其内在的目的因和动力因是要回答德国的现代性问题，颠覆德国旧意识形态，回到现代性本身，即工业及其交换和交往的历史变革的本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理来探究并融入和超越德国的现代性问题，他们对分工概念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消灭分工”。在这部作品中马克思恩格斯重点强调了三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思想：第一，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为什么思辨哲学没有进入？因为它们缺乏工业史和商业史的考察视域。第二，德国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或停留于思辨，或局限于直观，仅看到“感性对象”的存在，而未能把握“感性活动”这一根本性事实。它脱离了“感性的确定性”，缺乏对当下工业、交换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直面思考，因而在本质上成为一种脱离现实的历史观。第三，唯物史观应当具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其主要原理包括：对历史前提即“现实的个人”这一范畴的科学界定；对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分析，即对劳动、分工、交换、生产、分配、所有制、需要等范畴的批判性考察；以及对“真正的历史”的重新阐释——这实质上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思辨哲学与直观哲学的批判，并由此引出对实践哲学的深刻思考。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不断加强哲学与经济学的交流和对话，进入了经济哲学发展的第二时期。1998年5月26日至29日，“全国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80位哲学、经济学专家学者荟萃一堂，对我国经济哲学研究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总动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哲学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进程中所涌现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重大现实问题，引发了哲学与经济学界的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学术界为及时回应实践中提出的重大课题，经济哲学学科发展进入了以“重大现实问题深度追问”为特征的新阶段（21世纪初—至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涌现的一系列深层次实践问题，特别是由经济动因层面的观念变革所引发的生存境遇变迁与命运共同体构建等重大课题，成为经济哲学研究的核心关切。与之相适应，以货币哲学、资本哲学、金融哲学、财富哲学及现代性批判为主轴的理论解读范式逐步确立，现代经济哲学的学科体系渐趋成型。这一进程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现实、服务实践的鲜明品格，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相互激荡、共同发展的内在逻辑。

　　探索现代经济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经济哲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首先需要厘清其与经济学、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之间的区别，进而在比较中彰显其独特的学科定位与理论品格，使其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关切与实践导向。

　　从经济哲学的学科定位来看，它与经济学的区别在于经济学偏重于技术分析的方法，注重计量、图表、模型以及数据运算的实证分析方法，而经济哲学擅长运用知识论反思、逻辑思辨、存在论追问等方法来思考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具体体现在经济学寻求最优解，经济哲学追问前提合理性，一个是量化事实，一个是追问思想，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不同的分析框架，不同的叙事范式，二者反复追问方能“经济匡时”。

　　与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相比，我国经济哲学研究具有根本不同的方法论基础。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运用个人主义分析方法，融合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框架，从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等行为发生学原理出发，最终得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无根本冲突的结论。而我国经济哲学研究则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分析框架，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场域，紧扣智能化时代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与信息不对称性等新特征，为揭示经济行为规律提供哲学赋能。因此，经济哲学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亦称思辨的政治经济学。

　　我国经济哲学与西方经济哲学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根本差异。共同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追求有温度的经济学，希望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伦理基础；二是注重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运用；三是提倡除经济学领域外更为宽广的跨学科研究视角。不同在于：首先，学术研究的立场不同。西方学者推崇私人资本利益最大化；我国学者立足“强国富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追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和哲学目标的最佳实现”。其次，学术研究的场域不同。西方学者主要讨论私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富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政治哲学与经济伦理学关联问题、现代性危机等问题；而我国学者更多讨论后发国家如何避免经济发展陷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资本、金融发展所关涉的经济哲学问题等。最后，学术研究的问题域不同。中国学者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逻辑与物的逻辑如何平衡，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赋能，经济增长、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三者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经济效率最大化与社会效益最优化的兼容，演化理性与制度理性的本土化选择，价值哲学与经济价值理论的建构等问题；西方学者则更多关注经济学抽象理论前提预设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经济制度与习俗惯例的社会现象学、理论经济学研究范式转换等问题。

　　经济哲学以它特有的思想追问形式，赋予经济世界一种特殊的逻辑与思辨，三个向度的理性追问构成了经济哲学核心分析框架：经济本体论聚焦于欲望、利益、需要所引发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追问经济原在性原理是否构成人类经济行为的根本出发点与逻辑前提。经济认识论则探讨经济世界是“自然计划”抑或“历史计划”——所谓“自然计划”，意指大自然的隐秘推手，人性中的自利和对抗，正是大自然倒逼人类唤醒理性实现完整发展的驱动力。换言之，我们认识经济世界的首要前提，应当建立在人的自然禀赋和自利本能的基础上。这是经济行为理性人假设的基石与根据。而“历史计划”意指人类理性所追求的合目的方向。用理性自由实现道德至善的历史崇高目标。社会价值论着重查审经济制度的正义性、经济行为的伦理边界以及经济发展的目的论，为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出台提供正当性与合理性论证。

　　从实践批判维度审视，经济哲学研究致力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其核心哲学范畴涵盖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等。这些范畴的深入研究，将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与理论支撑，亦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哲学智慧。

　　相关稿件：《自主与超越：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经济哲学阐释》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1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