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问学】

　　作者：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今年5月，我的两本新书《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的书写与记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和《看懂传播》（云南人民出版社，2026年）同时出版，恰好代表了我近年来对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点思考。

　　传播学作为学科出现于20世纪中期的美国。20世纪20至30年代，杜威、帕克等学者来华讲学，将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引入中国，当时它尚未成为独立学科。传播学作为学科正式进入中国，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此前国内与西方社会科学界交流有限，传播学主要由新闻学者引进，而他们出身人文学科，对社会科学逻辑相对陌生。加之当时中国处于现代化建设阶段，西方现代化理论受到重视，这些背景使得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接受者在理解传播理论产生的西方语境以及理论如何建构与应用方面，面临着双重的认知局限。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学术界开始反思这一问题，这也是《重访灰色地带》第一版的写作背景。该书从学术史角度审视了以往教科书中的传播学史：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将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心理学家勒温和霍夫兰描述为四位先驱，这一叙事淡化了广播电视产业、民意调查、市场营销等因素对传播学科建立的影响。重访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探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各类影响因素，呈现学科建制的复杂性，促使研究者关注知识生产的社会环境差异。在第一版中，这一立场尚是一条隐性的线索；到了十年后的第二版，则变得更为清晰和自觉。

　　在具体操作中，本书从学术史的元叙事结构入手，尝试使用“灰色地带”的概念来反思学科进步主义叙事。“灰色地带”指那些难以被简单归入黑白分明叙述框架的事件或人物。它们像是平滑叙事中的障碍物，是连续性叙述中存在的断裂，或是断裂性叙述中存在的延续。在传统的学科史叙事中，它们要么被忽略，要么被削足适履地强行塞入“合理”的秩序之中。这些研究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不和谐的元素重新出场，呈现历史叙述中的矛盾与不自洽。

　　同样地，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书写也存在着类似情况，这也妨碍了我们对中国传播理论建构语境及路径的理解。人们通常将传播学引进定位于1978年之后，而较少注意到20世纪20至50年代已有相关引入：社会学家孙本文1925年的博士论文已涉及“国家形象”与国际传播议题；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梁士纯1934年在该校开设“实用宣传学”（当时对“公共关系”的指称）课程，并于1936年出版《实用宣传学》；中国心理学史的先驱之一高觉敷于1941年编写了《宣传心理学》。这些历史均说明中国的传播研究在没有所谓传播学之前，就已经应中国的实践需求而产生，它从一开始就是内生的和本土的。

　　“传播研究”的历史远长于“传播学”的历史。施拉姆等人建构的传播学科史书写，将传播学窄化为一个工具性学科，把传播及媒介哲学、传播与社会历史结构、媒介物的历史、政治经济批判和文化研究等更具有社会与人文关怀的传统排斥在外。这使得在传播学日益学科化、建制化的今天，不少研究者容易忽略传播学原本是一个分布于各学科的问题域或“十字路口”。在一个技术不断打破边界的时代，如果仍然局限于狭隘的学科边界，恐怕与传播研究最初的开放精神有所偏离。

　　对传播研究史的重访还能帮助我们纠正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一些错误看法。早在1982年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上，“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研究方针就已被提出。此后，“本土化”一直是研究者们经常提及的话题，但能够说清楚其具体标准，或举出公认的成功案例者并不多见。这使得“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中国传统思想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曾提出“道不远人”的观点，强调与其空泛谈论或向外寻求，不如回到日常实践与历史经验的脉络中去观察。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在接受外来思想时，并非简单照搬，而是结合实际加以转化。传播学中的“创新扩散理论”也发现，新思想、新实践和新产品在新的文化中都要经历一个“再发明”的过程。传播学也不例外，它的本土化并非刻意推动的，而是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重访灰色地带》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实用理性以及本土传播实践服务于社会治理、回应现实需求的特点，自然而然地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

　　既然本土化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那么讨论的重点就不应该是“是否做到了本土化”，而应该追问：“我们想要的是哪一种本土化？”目前对传播学本土化的标准讨论中，不是标准过高，就是标准模糊、缺乏可操作性。这常常导致无法开展真正的对话。

　　要发现被遮蔽的真问题，不妨换一个角度，对比一下传播学的姊妹学科新闻学。新闻学同样是舶来品，最早经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但鲜有听到“新闻学本土化”的倡议，似乎它很早就已完成。然而近年来媒体融合、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等要求表明，新闻理论与实践并未完全跟上技术与社会变化的步伐。相形之下，中国各级政府机构的公共传播及舆情治理借助传播学的研究，逐渐成熟；数字媒体、平台及人工智能领域的传播实践，更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媒体理论与经验。传播学在引进中国近50年（如果从20世纪初算起已经超过100年）后，在全国有超过1000个学科点，为传播实践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从这个角度看，很难笼统地说传播学整体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不够本土化。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实与判断的错位，一定程度上源于新闻传播学在政治、经济与技术多重挑战下所产生的学科焦虑。为缓解这种焦虑，传播学被塑造成了他者，承担了整个学科与现实脱节的责任。于是，当学科发展遇到困难时，一些人倾向于将问题归因于传播学是舶来学科、水土不服。而这些问题的根源，与其说是本土化不足，不如说是未能充分从中国的现实经验出发，而是直接套用了基于其他文化背景归纳得出的理论。这类问题并非传播学独有，在其他社会科学中也同样存在。甚至从对数字媒体环境的适应情况来看，传播学所面临的问题或许并非最为突出。

　　所以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讨论不能仅仅满足于缓解当下的焦虑，而是要正视其中的真问题。首要任务是确立中国研究的主体性，不盲从既有结论，立足中国的地方经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与借鉴，归纳出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并积极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全球不同文化地区展开对话，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促进相互沟通与理解，实现文明的交流互鉴。

　　同样，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也并非单一模式，而应将其理解为一个复数概念。《重访灰色地带》的最后一章总结出四种不同的本土化研究路径。这些路径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构成了相互启发与合作的关系。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最终需要在尊重学术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在与经验的持续对话中自然涌现。只有这样形成的传播理论，才是既适应中国当代实践又凝结了人类共同经验的、具有中国自主性的知识体系。

　　传播研究的本土化，除了注重理论体系的构建之外，还应关注理论如何为更多普通公众所了解，从而实现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传播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一样，来源于对实践经验的归纳与抽象，最终也需要反哺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一个以传播信息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在自身形象的传播方面却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学术普及和反哺工作尚有不足。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下，原本建立在传统大众传播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已与实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因此，突破原有传播理论的体系与内容，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大众，推动第二次媒介素养启蒙，同样是传播学本土化的重要任务。

　　我最近出版的《看懂传播》就是这样一种尝试，该书有幸入选《光明日报》2026年6月的“光明书榜”。它改变了过去传播理论教材的写法，面向专业外的普通公众，以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困惑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引导读者思考平时忽略的传播现象。书中融入了大量媒介研究、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成果，涉及算法推荐、信息茧房、流量至上、网红打卡、网络传言与虚假信息、GEO（生成式引擎优化）等常见话题，旨在帮助普通大众了解媒介的运作方式，避免被信息洪流和数字平台的节奏所裹挟，重新获得对自我的掌控。

　　今天的传播研究，除了需要应对文化差异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挑战来自技术层面的冲击。最新的人工智能挑战了人类的主体性，让原有的传播者、媒介与内容的区分变得模糊。传播不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媒介也不再仅仅是传递信息与符号的工具，而是成为组织社会秩序的基础设施之一。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一方面，建立在传统大众传播基础上的许多理论正在失效，研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国丰富的新媒体实践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大量值得关注的问题与素材。技术的深刻变革使中国传播研究有机会与全球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只要坚持学术规范、实事求是，传播学本土化自然水到渠成。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1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