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尔吉·原野（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

　　那一年，我们在广州陶陶居吃早茶。茶是凤凰单丛，茶点有虾饺和萝卜糕。“一盅两件”，是广州早茶的灵魂。我们内蒙古人不大能品出岭南早茶的精妙，但我喜欢这里的环境。百年老店陶陶居，窗户镶着富有岭南风情的彩色玻璃，一式红木桌椅。早上，店里已有小乐队在演奏广东音乐，俗称“三架头”。茶客们吃虾饺，乐师身穿中式服装，透着古人才有的淡泊气质演奏《雨打芭蕉》，让人不好意思吃下去，想把这三位乐师替换下来，让他们吃点儿虾饺。

　　我爱音乐。特殊年代没有书看，公家印行的一本《战地新歌》，我读过无数遍，熟悉所有的乐谱、调性、节奏型以及作词作曲者的姓名。那年我在陶陶居露了一手。乐师每演奏一曲，我就像报幕员一样告诉同食者：“《平湖秋月》，吕文成作曲。”换上另一首，我说：“《鸟投林》，易剑泉作曲。”然后是“《流水行云》，邵铁鸿作曲”等等，同食者惊讶。

　　“汪明荃！”有人说。我抬头看，一个四五十岁的女性，戴墨镜，头上包茶绿色的绸巾，从我们桌边快步走过。我目送她进入一个雕花门的包房，屋里人立即欢呼起来。门未掩，人们说粤语，笑声一阵高过一阵。后来门关上，听不到声音了。

　　我有些恍惚。汪明荃戴墨镜、围头巾，显然不想引人注意。我听到这个名字，立刻想到她在《万水千山总是情》里扮演的庄梦蝶。她从我身边快步走过时，带出微风。风里似乎裹挟着抗战时期上海滩的气氛。追星是可笑的，但我见到了汪明荃，怎么能不追呢？

　　那天早上，我沿珠江从江湾大桥到广州大桥跑了一个半来回，计15公里，体力消耗大，在陶陶居吃了六笼虾饺。深褐色的虾饺笼在桌上摞起来，约一尺半高。同食的剧作家沙叶新说：“你能吃到了可耻的程度。”

　　沙叶新说得好。你想啊，在摆着酸枝木八仙桌和官帽太师椅的茶楼里，在奏着广东音乐、烛影摇红的氛围中，吃六笼虾饺，有点儿那个了。设若每只虾饺里有两只虾，那天早上我吃掉了48只虾，确实那个了。这样的食量，怎么能跟汪明荃和彩色玻璃相呼应？我觉得，找不出比“可耻”更准确的词来形容我那天早上的饭量。

　　我想起在《万水千山总是情》里和汪明荃配戏的谢贤和吕良伟，他俩也可能在包房。我起身踱步，走过那间包房。屋里传来笑声，听不出哪个是汪明荃的笑。笑声里掺杂着麻将的洗牌声，其中自然有汪明荃用手拨弄发出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清醒了，汪明荃不会走出来和所有吃早茶的人一一握手寒暄。于是，我回到座位上品茶。

　　在陶陶居这么有历史感的茶楼里，有许多普通人走进来吃早茶，从他们的穿戴、气质能看出来。在北方，普通人吃早点通常不会去派头这么大的饭馆。在广州的茶楼，没有地位的分野，不分阶层、不论贫富也是广州早茶的灵魂。

　　那天早上，我手抚酸枝木八仙桌，品凤凰单丛，听广东音乐，比饮酒更陶然。听乐师现场演奏，跟听唱片不一样，它不像唱片那样毫无瑕疵。乐声中混合茶客的言谈，但不影响广东音乐的明亮与委婉。在广东音乐中领奏的高胡足以压过一切杂音。高胡是粤曲大师吕文成的独创，比二胡高四度，以金属弦代替蚕丝软弦，一改二胡的幽怨萧散，它所创造的格调像广东的红棉树一样热烈。高胡是广东音乐的灵魂——我这篇短文里用了三次“灵魂”，不能再用了。广东音乐“三架头”的小乐队编制中，还有一种北方乐队没有的乐器，叫“秦琴”，六角形，共鸣箱两面都是桐木，音色柔和。

　　说到广东音乐的好，乐器是一方面，更可心的是曲目。我爱听交响乐（最爱“三B”——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也爱听中国的民间音乐，广东音乐和福建南音是我反复听的妙品。如果把几首广东音乐的曲名写下来——《平湖秋月》《雨打芭蕉》《三潭印月》，看起来都湿漉漉的，好像把人带入岭南的植物园。

　　北方的朋友假如到广州，宜赴陶陶居吃一吃早茶。不知那里是否还有红木桌椅和广东音乐的现场演奏。汪明荃估计早走了，但广州早茶的精髓还在那里，陶陶居值得一去。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4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