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信】

　　光明日报记者 王美莹 光明日报通讯员 郑恬怡

　　“您在《我和北京》一文中写道：‘我和北京的感情是深厚的，是与日俱增的……提起北京，我想到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泛黄的北京大学信笺上，字迹洒脱。

　　这封写于1988年7月25日的信件，收信人是作家冰心，写信人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侯仁之——一位毕生致力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古都保护事业的科学家。

　　信中，侯仁之郑重回望自己的人生起点。自少年时代起，冰心的文学作品便深深滋养着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真切地赞美冰心的文学创作集《超人》“像一泓清流注入了我儿时生命的小溪，也像一阵清风吹开了我少年时期的心扉”（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423页）。正是这份珍贵的文学启蒙，让求学之路坎坷的侯仁之顺利通过1932年燕京大学入学语文考试（彼时考卷由冰心亲自命题），得以与北平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

　　年少奔赴北平的际遇成为侯仁之一生的转折点。他在信中细腻追忆初见北平的震撼与悸动：“那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

　　这颗埋入心田的种子，历经风雨，始终未曾凋零。侯仁之在信中写道:“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这段真挚感悟，出自他给瑞典学者喜仁龙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译本写的序言，也是他终身坚守的真实写照。

　　原本倾心文学的青年最终顺应人生际遇，深耕地理学领域。1946年，侯仁之远赴英国利物浦大学专攻历史地理学，系统研习现代地理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1949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投身祖国建设。

　　归国后，侯仁之打破传统沿革地理的局限，开启学科革新之路。继1950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后，1962年，他又发表《历史地理学刍议》。这两篇重磅论文搭建起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推动学科完成现代化转型。在此期间，他踏遍北京郊野、踏勘古城水系、追寻城池变迁，系统梳理北京城从北方重镇到王朝都城、现代首都的千年演进脉络，深耕城市历史地理这一全新研究领域。

　　潜心治学数十载，不曾沉寂的初心终于结出硕果。1980年，侯仁之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成为国内历史地理学科的领军人物。他穷尽心力主持编纂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历经多年打磨终成经典，一卷卷地图跨越千年时空，将北京水系、聚落、城郭的变迁清晰定格，成为城市史研究、古都保护无可替代的学术基石。

　　为此，侯仁之在信中感慨：这颗历经岁月淬炼的种子在集体培育下终于开花结实。凝聚数十年心血编纂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便是其中最珍贵的成果之一。为感念冰心对自己的启蒙与指引，侯仁之特意备下图集随信寄赠。

　　治学之外，侯仁之还始终以学者的担当守护山河文脉、践行科研使命。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到西北沙漠开展实地考察，厘清毛乌素、乌兰布和等沙漠历史变迁与沙漠化规律，为西北生态治理提供珍贵历史依据。

　　作为“中国申遗第一人”，他持续建言奔走，助力我国1985年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并推动1987年长城、故宫等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申报，筑牢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根基。同时，他常年为北京旧城保护奔走呼吁，推动莲花池、后门桥、正阳门遗迹等多处古迹得以留存，为首都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坚实的历史地理支撑。

　　一纸书信，溯本思源，让世人得以窥见一位科学家的治学之路与家国情怀，而这些皆源于少年时的一场文学启蒙与城市初见。信页侧边，时年77岁的他将冰心晚年的人生箴言“生命从八十开始”作为落笔，可谓道尽一生坚守的初心与底色。

　　从文心启蒙叩开理想之门，到踏遍山河深耕地理治学；从少年初见北平的满心欢喜，到毕生守护古都的家国担当……这封写于1988年的书信没有晦涩的学术理论，只有最纯粹的感念与赤诚。侯仁之以笔墨寄初心，以岁月证坚守，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科学家精神。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6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