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里的经济学】

　　作者：黄波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产品质量关系制造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产业链条日益延展的今天，质量管理不单涉及某个车间、某道工序，而是贯通研发、采购、生产、流通、使用、维护的全过程。

　　“物勒工名”这项两千多年前出现的制度实践，蕴含着丰富的质量管理智慧。《礼记·月令》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所谓“物勒工名”，即在器物上刻写或标识制造者、监造者、管理者等相关责任主体的姓名或官署，以便考核质量、追溯责任。把名字刻在器物上，看似只是毫末之处的铭记，实则把抽象责任落到可见之物。这一制度并非简单的手工业管理办法，而是一套围绕质量信息、激励约束、责任追溯和声誉形成而进行的管理机制，它以低成本的信息标识降低了交易和监管中的不确定性，以清晰的责任链条缓解了大规模生产中的委托代理难题，以长期声誉激励支撑着精益求精的质量文化。由古观今，其中蕴含的制度智慧，仍能为我们推进质量强国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质量信息必须明确可循。“物勒工名”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把质量信息嵌入产品本身。器物不再只是使用之物，也是责任凭证；铭名不只是装饰之文，也是管理信息。秦汉以来，在兵器、漆器、砖石、金属器物以及工程材料上刻写官署、工匠、监造者等信息的做法一直沿用至近代。秦代律令中就有关于公家甲兵、器物标识的明确规定，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兵器上的刻划、墨书和符号，也从实物层面显示，早期国家在大型生产组织中已经重视通过标识来记录物品、人员和责任关系。这一制度设计表明：质量责任只有可见，才可能可查；只有可查，才可能可究；只有可究，才可能真正转化为生产者的内在约束。现代制造业中的批次编码、产品条码、二维码、射频识别、电子质量档案等技术工具，形式远较古代精密，但其基本逻辑与“勒名于物”相通：通过标识把产品与生产过程、责任主体、质量记录连接起来，使产品从“无名之物”成为“有据可循之物”。

　　第二，要有合理的激励机制。有了标识只是基础，更关键的是生产者是否有足够激励生产合格产品。“物勒工名”是一种纠偏机制，它不直接提高工匠技艺，却能改变工匠面对质量问题时的收益成本条件。若没有勒名，缺陷产品只能被模糊地认为是“某处所造”；有了勒名，缺陷产品就能对应到具体官署、具体工序乃至具体人员。由此，粗制滥造的隐蔽收益下降，尽责生产的最终收益上升。铭名越清楚，侥幸空间越小；责任越具体，激励作用越稳定。考古发现，许多出土铭文呈现的是从主持、监造到具体制造的多层责任结构，这意味着当时的制度设计者已经意识到产品质量是组织协同的结果。只惩罚一线工匠，容易把系统问题个人化；只追究上层官吏，又可能让具体责任悬空。“物勒工名”通过把不同层级的责任主体同时纳入记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责任链条，从而为后续核验和问责提供了依据。

　　第三，质量问题可追溯问责。有了标识，责任才可查；有了激励，生产才尽责。但若止步于此，问责仍可能悬空——知道“谁做的”、确保“愿意做好”只是前两步，关键还在于出了事能否“穷其情”，即查清问题究竟因何而生、失守于哪个环节。生产链条越长，监督成本越高；工序越复杂，责任识别越难。“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强调的不是事后严厉处罚本身，而是质量问题发生后必须追根究底。这里的“穷其情”，意味着不能只看结果，还要查清原因；不能只看器物损坏，还要辨明工艺、材料、管理、验收各环节究竟何处失守。以现代治理理论解释，这是一种基于可追溯信息的责任调查机制。现代制造业同样需要这种机制。若企业能够保存完整的质量数据和过程记录，就能把问题定位到特定批次、特定环节、特定供应商乃至特定工艺参数，既可以减少损失扩散，也能够为持续改进提供依据。

　　第四，形成品牌的声誉积累机制。解决了有名可查、有心做好、有据可改，还需要做到好质量能够被识别、被记住、被回报。“物勒工名”不仅便于官府监督，也孕育了品牌的声誉机制。一个名字一旦随产品进入市场，就不再只是个人标识，而可能成为质量信号。做得好，名随物传，积累信任；做得差，名随物败，信誉受损。名字被刻在器物上，意味着其劳动成果不再湮没于匿名生产的产品之中，其质量要接受长期的检验，由此劳动者、管理者与产品的命运紧密连接起来。现代经济实践中，品牌是声誉机制的集中体现。消费者在购买前难以完全判断产品质量，往往依赖商标、认证、口碑、售后承诺等信息作出选择。能够长期保持质量稳定的企业，才可以通过品牌获得市场溢价。“物勒工名”表明，让质量记录真实可查，让市场评价公开透明，让优质企业获得合理回报，才能形成“高质量有收益、低质量有代价”的市场生态。

　　古代“物勒工名”多附着于单件器物，现代质量治理则必须面向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今天的产品往往由跨地区、跨企业、跨平台的协作网络共同完成，责任主体扩展为研发机构、零部件供应商、外协加工方、物流服务商、销售平台、维修机构等复杂的多元主体。传统“勒名于物”的质量管理智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转化为全链互联的能力。一方面，以统一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计量测试等质量基础设施为支撑，解决不同主体之间数据口径不一、记录格式不通、责任边界不清的问题；另一方面，依托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关键产品、重点行业和重要供应链实现来源可溯、去向可追、责任可究、风险可控。现代社会的“物勒工名”，还应当具备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改进三重功能，使数据、标准、责任和改进形成闭环。

　　古人把名字刻在器物上，是为了“以考其诚”；今天我们把数据写入系统、把责任嵌入流程、把信用沉淀为品牌，也是为了在更复杂的产业体系中守住质量之诚。器有名，工有责；责可考，质可兴。把“物勒工名”的传统智慧创造性转化为现代质量治理能力，可以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强化企业的质量主体责任。企业是产品质量第一责任人，应把质量责任嵌入研发、采购、生产、检验、销售和售后全过程，健全岗位质量规范、质量安全总监和质量安全员等制度安排，真正做到责任到岗、责任到人、记录可查。二是完善产业链协同治理。对关键零部件、重要原材料和高风险产品，应推动上下游共同建立质量标准、数据接口和风险处置机制，避免链条上任何一环成为质量短板。三是健全市场声誉机制。通过信用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缺陷产品召回、质量保险等方式，形成正向激励和硬性约束。四是提高质量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完善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制度。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