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新忠、王笑尘（分别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陈昊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他的遗著《膏销雪尽思还生：知识、情志与中国医学史上的“元白时刻”》于202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成为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学术遗产。读这部书，很难不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既为书中展现的学术才华而赞叹，又为这样一位学者的英年早逝而扼腕。

《膏销雪尽思还生：知识、情志与中国医学史上的“元白时刻”》

陈昊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但或许，这种阅读时的情感浸入，恰恰与陈昊写作时的期望遥相呼应。因为这部书真正的关怀，不只是知识史的考证或文学史的解读，而是生命本身。他似乎一直在思考，疾病如何成为生命的重要内容，疾病生发的体验、联想和思绪，以及药物的应对，如何因为生命而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温度。书中讨论的历史，不可能不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网络和知识谱系，但他真正关注的是生命的状态和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真正的生命史学著作。

　　作为生命经验的疾病

　　全书以中唐诗人元稹与白居易之间一次著名的赠药酬答为楔子。元和年间，白居易给贬谪江陵的元稹寄药，附诗曰：“未必能治江上瘴，且图遥慰病中情。”元稹回诗，留下了全书题眼：“唯有思君治不得，膏销雪尽意还生。”

　　在既往研究中，这次赠药常被置于文学酬唱或政治隐喻的框架下解读。但陈昊的追问不同：当一个人身处贬谪的困境、承受疾病的折磨时，他如何感知自己的身体？友人寄来的药物和诗句，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个关于药物能否治病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关于疾病中的生命如何存续的存在问题。

　　陈昊敏锐地指出，元白之间的赠药与酬答，创造了一个“替代性的世界”——它替代了此前以皇帝赐药、臣子谢表为标志的政治权力世界。在贬谪这一政治与身体的双重放逐中，友人赠药取代了皇帝赐药，平等的诗文唱和取代了公式化的政治应答。这个世界诞生于挫败与疾病之中，却以友情和文字建立起足以对抗仕途失意与空间隔离的意义共同体。药物终将“膏销雪尽”，但承载于诗文中的“思君”之意，却获得了不断“还生”的力量。

　　这里的关键在于，陈昊不是将疾病视为需要被克服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为生命的构成性经验。正是疾病，使得元白的友情呈现出独特的深度——不是健康时的把酒言欢，而是病痛中的遥远慰藉。疾病的体感、贬谪的孤独、药物的物质性、文字的超越性，在陈昊的笔下交织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图景。这个世界“虽短暂如‘时刻’，却因其在文字中凝结的‘思’与‘意’，获得了穿越时间阻隔、不断‘还生’的力量”。

　　有情的历史：从“问病”到“情志”

　　支撑这个世界的核心，是陈昊重新发掘的“情志”概念。他辨析道，中文语境中的“心”无法简单对应西方的heart与mind二分，而“思”既是认知活动，也蕴含想念的情感，是一种身心交织、情感与思维难以分割的复杂状态。元稹诗中的“思君”，不仅是情感的思念，也是一种“知人”的认知过程。这种对“情志”的阐释，使陈昊摆脱了将古代情感现代心理化的陷阱，真正做到了在历史情境中理解生命经验。

　　为了追溯这种“问病”传统的形成，陈昊将目光投向南朝。他发现，沈约、谢朓时代的“移病”与“问病”酬答，起初是一种政治博弈手段。但有趣的是，当友人开始介入这种对话，他们的和诗未必针对疾病治疗，而更多的是表达个人劝慰。谢朓卧病时写给沈约的诗，沈约以“神交疲梦寐，路远隔思存”回应——疾病的身体从政治意义的表演，逐渐成为表达情谊的场域。从政治“问病”到情感“神交”，这一转变为后来元白的世界奠定了基础。

　　陈昊进而考察了唐代以降的卧病诗传统。陈子昂、孟浩然、岑参等人的诗作，展现了疾病身体引发的孤独感，以及友人问病行为在缓解孤独、重建社会联系中的关键作用。尤其令人动容的是他对卢照邻的分析。在《病梨树赋》与《释疾文》中，卢照邻描绘了一个因恶疾而与社会网络隔绝的孤独的身体。他向友人“乞药直”的行为，不仅是求药，更有维系社会关联、确认自身存在意义的诉求。

　　陈昊在此展现了一种罕见的能力：他能够体会卢照邻孤独中的绝望，共鸣于元白在贬谪中以文字相互取暖的友情。这种能力不是方法论可以教授的，它来自研究者自身对生命的敏感和敬畏。正如追思陈昊的文字所说，他研究的是“具体的、有名字的、有体温的、会痛也会死的人”。正因如此，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不是分析的对象，而是可以感通的生命。

　　这正是“生命史学”的要义所在：历史学的关注重心不应仅是制度、事件与因果链条，还应包括那些活生生的、具身化的生命体验——疾病、孤独、思念、友谊，以及人在身体有限性中寻求意义之无限延伸的努力。陈昊在书中反复探讨文本如何承载并延续超越物质存在的“意”，让逝去的时刻在阅读中“还生”。他所定义的“情志”史学，不是对古人情感的现代心理学投射，而是还原到历史情境之中，理解一种基于“知我者”、包含彼此认同和情感依赖的精神形态。

　　知识与网络中的生命

　　当然，陈昊绝非只谈情感。他的学术训练使他对医学知识的社会史有着精深的把握。书中对唐代验方流传网络的复原，堪称知识社会史的典范。

　　以《外台秘要》所引《崔氏纂要方》中“疗鬼气辟邪恶阿魏药安息香方”为例，陈昊追溯了这个药方从梁汉官人百姓处获得、至长安礼部侍郎孙茂道验证、再传至户部度支郎中崔知悌、崔又将其与“亲知”分享并载入方书的完整过程。药方的验效不仅建立在治疗效果上，也建立在由口碑、人际关系和官宦网络所构成的信任之上。当卢照邻因疾病脱离了这个知识网络，他便同时失去了社会归属与获取可信治疗知识的途径——其孤独既是情感的，也是知识上的。

　　这些分析涉及官僚制度、社会网络、知识生产与传播，显示出陈昊扎实的制度史功底。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制度和网络的考察，最终都指向了人的处境。他追问的不是“药方如何流传”这一知识史问题，而是“当一个人生病时，他能依靠什么”这一生命问题。药方、官职、交游，都是他进入这个生命问题的路径，而非目的本身。

　　同样的用心体现在他对“物”的追问中。陈昊对恒山、蜀漆、红雪、朴消等药物进行了精微的知识考古，考证它们在本草学传统中的辨识与争论。但他真正关心的，不是确证药物的植物学同一性，而是观察这些“物”如何在药方语境中被使用、如何在交换中被赋予意义。药物的物质性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生命体验的媒介。当白居易寄出的红雪从宫廷赏赐的象征物转变为友人情志的载体，历史便从制度史和知识史，走向了生命史。

　　生命史学的可能

　　陈昊的研究向来以精深、新颖且充满人文关怀著称。从《医者之意》对中古医学身份与知识表述的深入剖析，到《疾之成殇》揭示“疾病”与“病人”如何在知识与权力中被塑造，再到这部遗著将知识、情志与欲望引入医史书写，展现了一条不断深化的学术路径。他关心的，始终是知识和制度背后的人。

　　这部书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陈寅恪“以诗证史”的传统，却又有所不同。诗文不仅是史料，更是一个引子，引出了对医学知识、官制、药物流通、情感世界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但陈昊并未让这些专门的领域彼此割裂，而是以生命的完整经验将它们统合起来。一个人生病时，政治的失意、身体的痛苦、药物的给予、友情的慰藉、文字的表达，是同时发生的，是一个整体。陈昊所做的，正是还原这个整体。同时，他也是通过历史来书写生命和自己。

　　陈昊的友人曾写道，他是一个“真正生活在这个时代脉搏深处的历史学家”，“用一支慈悲和带着敬意的笔，深耕着这世间的复杂性”。他研究的是生命、疾病与医疗，而他自己，却因太不注意身体，早早离开了我们。这不能不令人扼腕。

　　但《膏销雪尽思还生》这部书本身，或许就是一种“还生”。在书中，陈昊反复探讨文本如何承载并延续超越物质存在的“意”，让逝去的时刻在阅读中“还生”。而如今，作者已逝，他的文字、思考凝结于此书，其“意”将继续流传。每一次阅读，都是对那个“元白时刻”的重现，也是与作者的一次对话。膏销雪尽，思还生——这不仅是元稹对白居易的承诺，也是陈昊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这部书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的文字虽然比起作者此前的著作，要明朗易读得多，但读起来依然不容易聚焦问题和明晰思路，或许这正是陈昊独特的书写风格，是他不愿意把历史简化成一个好懂的故事。此外，诗词中的疾病书写并非疾病经验的直接呈现，而是包含了文学修辞、交往礼节与规范等方面的多重塑造。如何区分作为生命经验的疾病与作为情感化叙述的疾病，是未来相关研究需要回应的问题。同时，这部书也留下了许多未尽的线索：情志史学如何应用于其他历史时期？宋明以降，“思”的载体与交换模式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等待后来者去追寻了。

　　但无论如何，陈昊以这部书完成了他的生命史学实践。他告诉我们，疾病不只是医学史的研究对象，更是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理解生命的一扇门。推开这扇门，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药方和脉案，还有思念、友情、孤独，以及在疾病与文字之间不断“还生”的“意”。这样的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是关于生命的历史。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01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