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齐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学体系建构】

开栏的话

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影响绵延至今。自“六经”以来，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晚近以来，中国学术受西方影响甚巨，而随着民族自信的提升，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了当下的学术使命与时代任务。为此，我们特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学体系建构》栏目，立足中国文化主体性，探讨古典文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相关的学术问题。

一般来说，一种文化样态总会在它所属的文化系统中占据一定地位，不然它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作为一种文化样态的中国古代小说，能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一定有它独特的文化定位。正是这种文化定位，决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生存状态、发展规模和社会影响。

一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类，一类是文言小说（也称史志小说），一类是白话小说（也称通俗小说）。这两类小说虽有联系，但文化样态不同，读者对象有异，文化定位也有差别。

文言小说是指用文言写作的小说。它诞生于王纲解纽、百家争鸣的时代。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是新兴士人为争夺社会话语权，“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也”。《庄子·天下》将这些“强聒而不舍”的诸子之说称为“小说”，并认为“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虽然后人对“县令”的解说有所不同，但庄子以为夸饰小说不能达到高远目标的判断，却是大家都赞成的。这种判断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定位，指出在当时的环境下，诸子“小说”并不能主导社会，真正主导社会的是春秋以来所形成的霸权，“势尊道卑”是其文化结构的主轴。孔子、墨子沿袭传统文化而为说，不受各国诸侯欢迎；老子、庄子以“道”为说，同样不入权势者们的法眼。正如《荀子·正名》所言：“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

如果说庄子、荀子对小说的文化定位是一种直觉，且带有党同伐异的色彩，那么，真正具有理论色彩并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定位则非《汉书·艺文志》莫属。《汉志》著录汉代存世的文献，先列“六艺”，以为它们是社会文化的主轴，也是指导社会运作的经典，处于文化结构的顶层，地位自然最高。后列“诸子”，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以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在汉代学者眼里，“诸子”只是“六艺”的“支与流裔”，文化上处于从属或辅助地位，而“小说家”为“诸子”末流，且不属于“可观者”之列，其文化定位也就更低了。

《汉志》对小说的文化定位，将其排在社会辅助性文化的末流，且不入“九流”之列，贬低之意十分明显。而所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既着眼于学术，又包含着文体。就学术而言，“小说家”喜欢搜奇记逸、道听途说，并无作为一个学派的核心思想和系统学说，因而不可能在学术思想方面发挥多大影响力；就文体而言，“小说”有记言、记事、考证、辑佚等多种形式，兼备众体，难与诸多类似文体划清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家创作作品所采用的文体是文言，而其来源又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这便为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联通开辟了道路。

二

白话小说是用当时口语写作的小说，与民间有着天然联系。虽然白话小说的成熟是在赵宋以后，但其发生和发展贯穿先秦两汉，与文言小说并驾齐驱。《汉志》所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近年出土的秦汉简书证明“稗官”乃指县令长及长吏以下之属官，传世文献也证明“稗官”为小官之通称。上古“稗”音“排”，秦汉以“偶语为稗”，西周传留有“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的言谏制度和“士传言，庶人谤”的社会言论管理制度，要求师、瞍、瞽、矇、百工等为君主提供“排语”或“偶语”服务，而俳优同样可以实行“优谏”，他们都是当时的“稗官”。稗官或俳优主要使用白话口语，因而留下白话小说，称为“稗官小说”或“俳优小说”。北京大学收藏的抄写于汉武帝时的竹书《妄稽》、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就是白话小说的早期文本。敦煌西北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韩朋赋》残简，证明敦煌佚书《韩朋赋》《燕子赋》《晏子赋》等俗赋来源甚古，并非始于唐代。而汉王褒、扬雄、傅玄、束皙、蔡邕等人仿俗赋之作甚多，说明以俗赋为代表的白话小说对汉代文化影响深远。

然而，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在秦汉却是模糊的，至多只能说《汉志》中隐约有它的身影。南北朝至唐，虽有“俗讲”“变文”“人间小说”等在发展，且很受民众欢迎，但未见有人对它们进行文化定位。真正对白话小说进行文化定位的是南宋罗烨，他在《醉翁谈录·小说引子》中重新划分诸子九流，分别为儒家、道家、阴阳、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农家和小说。他对“小说者流”的定位是：“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或称舌耕，或作挑闪，皆有所据，不敢谬言。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言非无根，听之有益。”罗氏所谈小说是白话小说，他借用了《汉志》区分诸子十家的框架，去掉其中的杂家，将小说者流升入九流之中，显然是为了提升小说的文化地位。这与白话小说在宋代文化结构中的地位是相称的。

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在明清时期有进一步提升，这种提升以经史为参照。明人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说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说通俗演义可以相当于史，无疑提升了小说的文化定位。余邵鱼《〈隋炀帝艳史〉凡例》云：“《列国》《三国》《东西晋》《水浒》《西游》诸书，与二十一史并传不朽，可谓备矣。”这是明确将通俗小说与正史相提并论。徐渭《点校〈隋唐演义〉序》说：“自中古而下，事不尽在正史，而多在稗官小说家，故輶轩之记载，青箱之采掇，所谓求野多获者矣。”认为稗官野史的价值超过了正史，可见其文化定位仍在提升。冯梦龙《〈古今小说〉序》认为，“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指出通俗小说的影响超过经书。金圣叹《水浒传序》甚至说：“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意惛如也”，而读《水浒传》“无晨无夜不在怀抱”。他们眼中的通俗白话小说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四书五经”。

三

从以上简要梳理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小说有清晰的文化定位。文言小说的文化定位相对稳定，一直在四库子部的末位；而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不断提升，以致后来几乎可以抗衡经史。

需要说明的是，文言小说是进入主流文化结构的文化样式，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都在子部小说家类著录有文言小说作品，即是其进入主流文化结构的有力证明。由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相对稳定，故文言小说文化定位也相对稳定。不过，这种稳定绝非一成不变，前后期差别其实非常明显。如果以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为界，之前的文言小说更倾向于“述事言理”“刍荛之议”，可谓“似子而浅薄”；之后的文言小说更倾向于“叙述杂事”“记录异闻”，可谓“近史而悠谬”。尽管文言小说的落脚点一直在传统文化“四部之学”的子部，人们一直在子、史之间寻找着文言小说的位置，但小说的文化地位始终不高。宋人钱惟演“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欧阳修《归田录》卷下），形象说明了小说在士人心目中的定位。文言小说虽然是士人阅读的对象，但与经史相比，只能等而下之。

白话小说比文言小说的文化地位更低。它始终没有能够进入传统主流文化结构之中，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并不著录它们，今人所喜爱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在明清正史中没有任何地位，甚至连痕迹也没有。朝廷正式公文和臣下章表奏疏是不准引用通俗小说的，除非是要求禁毁它们。作者创作它们，不是为了求名，故常常不署真实姓名，以致“四大名著”的作者是谁至今没有研究明白。明人胡应麟说《水浒传》“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对其评价甚高，却“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于至下之技”（《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谭下》）。清人吴敬梓创作了《儒林外史》，他死后其友程晋芳作《怀人诗》悼念说：“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以为创作通俗小说而著名是令人悲伤的。因为这些书都是“闲书”，“正经”读书人不会去读，更不会去写。由此可见，上文所述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其实是民间的、个体化的，也是不稳定的，不能作为整个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更不能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化定位。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并没有统一的文化定位，尽管它们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但区别也十分明显。因此，当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化定位时，一定要说清楚所指称的对象，不能含混，更不能张冠李戴，否则就会郢书燕说。同时，还应该看到，文言小说的文化定位是官方的、主导性的，代表着一定时期的社会主流意识，对白话小说有制约和影响；而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是民间的、辅助性的，主要反映民间的情绪和声音，对文言小说没有制约，也较少影响。当然，也需要注意，当民间的情绪和声音足够强大，特别是传统士人社会被新兴公民社会所取代，代表士人文化的文言小说的主导地位也会被代表民间文化的白话小说所取代，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就可以代表中国小说的文化定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白话小说热潮证明了这一点。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