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国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学体系建构】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文化学研究方法，就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基于古代小说与古代思想、制度、艺术、科技、民俗与生活等文化各门类、各层面之间的密切关系，考察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文化对古代小说题材内容、叙事艺术、创作倾向、审美趣味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考察古代小说作品所蕴含的不同时代的士人心理与文化心态。

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法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对于古代小说研究而言，外来文化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不少推动作用，但不难发现，照搬西方小说观念、套用西方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其根本在于古代小说是在中国特定的制度、思想、文化的土壤里产生并发展的，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小说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按照西方小说观念，中国古代只有到了大量运用虚构、想象、夸张等文学笔法的唐传奇出现，才意味着小说这一文体的产生。实际上，早在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就将小说家列于诸子十家之中。唐以前出现大量古体小说，其中有《搜神记》《世说新语》等名篇佳作，如果这些数量庞大的文言小说都被置于小说文体之外，显然是不合适的，不符合中国古代小说产生与发展的实际。研究古代小说，离不开中国本土文化，离不开中国古代的具体实际。提倡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文化学方法，就是希望在古代文化的大背景下，站在古人的视角，从特定的历史、文学真实语境出发，古今结合，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致力于构建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

早在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先生以诗文证史，注重发现其背后的文化因素。比如，他在《元白诗笺证稿》所附《读莺莺传》中，分析唐代元稹所撰小说《莺莺传》中张生与崔莺莺之间爱情悲剧的原因时，联系当时社会上的婚恋习俗和门第文化，认为崔莺莺出身寒门，“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张生）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这些分析都是引用文化因素，采用文化背景分析与文史互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就大陆而言，首开文学文化学研究风气的是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和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他们都是从科举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入手，在广阔文化背景下研究唐代文学。这样的学术思路、研究方法很快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推广。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文化学方法的运用前景相当广阔。下面试举两例加以阐述。

第一，文化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深入了解古代小说作家以及同时代士人群体的心理状态。以中晚唐时期小说创作为例，体现鲜明的怀旧心态和空幻心态。描写唐玄宗、杨玉环爱情故事以及将开元、天宝作为创作背景的小说作品很多，单篇小说如《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小说集如《明皇杂录》《次柳氏旧闻》《开元天宝遗事》《开天传信记》《高力士外传》《安禄山事迹》等，这些作品盛赞开元盛世气象，充分体现出作家的怀旧心态。

为什么中晚唐小说创作中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中唐以后，朝廷实力受到严重削弱，藩镇势力割地自据，对于生活在这种内忧外患时期的小说作家而言，开元盛世令人神往，因此，他们在小说中不遗余力地描写开元时期的传闻逸事。

与此同时，中晚唐小说作家普遍存在空幻心态，他们热衷于刻画非现实世界的生活场景，热衷于构筑理想的蓝图，描绘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中晚唐小说作家的空幻心态有两种具体体现：第一，写梦的小说大量出现。据统计，《太平广记》卷二七六至卷二八二“梦”类共有七卷，写梦的小说总计168篇，其中大部分是唐五代作品，还有卷八十二所收《吕翁》，即《枕中记》。诸如《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等中晚唐小说中出现大量梦境描写，体现这一时期作家普遍存在的空幻心态。他们无力改变现实社会，于是借助梦境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中晚唐小说作家的空幻心态在桃花源式的情节描写上也有体现。在小说作品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类似于东晋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诗》这种世外桃源式的描写。如《太平广记》卷二五所引《原化记·采药民》以及《博异志·阴隐客》《玄怪录·古元之》等小说，以较多篇幅描述桃花源式的仙境世界。《玄怪录·古元之》中，作者牛僧孺所描写的和神国景色优美，风调雨顺，老百姓过着富足、安乐的生活，吏治清明，人人平等，是令无数文士神往的理想社会。《南柯太守传》也提及文士理想中的社会形态。中晚唐小说作家出于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因而在小说作品中构筑桃花源式的生活场景。这些仙境或梦境中的桃花源式的世界是作家的幻想，可以视作中晚唐小说作家空幻心态的具体体现。

第二，考察科举文化与古代小说的关系。从古代小说创作来看，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录与古代小说“榜”式结构关系密切。在科举中，“榜”是揭晓中式名单的主要工具。什么是“榜”式结构呢？就是小说中通过张榜或揭榜的形式，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按一个标准或范围进行归类。溯其源头，“榜”式结构最早是从《水浒传》开始的，虽未明确使用“榜”字，但作者通过石碣天书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且用“黄纸誊写”，与科举考试金榜题名非常相近。

最早明确使用“榜”的名称并以此结构小说的是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正文中多次提到“封神榜”。小说最后以姜子牙公布“封神榜”作为结束。明清小说的“榜”式结构较为普遍，根据孙逊、宋莉华撰《“榜”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一文和拙著《命名文化视域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研究可知，《水浒后传》模仿《水浒传》为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女开科传》《镜花缘》为才女排榜，《女仙外史》《说岳全传》等列“忠臣榜”“烈女榜”或“奸臣榜”，《儒林外史》模仿科举发榜的形式列“幽榜”。晚清《品花宝鉴》《花月痕》均出现排座次的现象。明清小说作品中金榜、题名录的运用，在小说情节结构中起到重要作用。以《儒林外史》为例，齐省堂增订本例言指出，原书末回设立“幽榜”情节，用以“收结全部人物，颇为稗官别开生面”。章回小说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借鉴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录的形式设置“榜”式结构，可以串联人物和情节，起到提纲挈领、总结全文的作用。

总的看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文化学方法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生态、社会现实等大背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由此探寻不同于西方观念与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构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运用文化学研究方法，将文学与政治、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等相互贯通、融合，在文献资料的搜集、辨析基础上，将古代小说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开展综合研究和宏观考察，以突破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拓展古代小说的视野和方法。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