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庆新（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学体系建构】

百余年来所编纂的中国古代小说史，大多以西方小说观与小说史观为指导，以西方小说类型学和叙事学为叙述逻辑，并以西方小说标准评价中国古代小说，往往存在“以西律中”“以西释中”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国古代文明出发，破除西方中心的研究模式，重构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知识体系和文脉价值，已迫在眉睫。编纂本土化的古代小说史，既要还原古代小说的观念内核和知识形态，又需理顺古代小说史的文脉精神，还应重新认识古代小说史的当下意义。

古代小说史的本土观念与知识体系

厘清古代小说的本土含义与历代知识群体对小说的主流认知，是编纂古代小说史的重要基础。此举有助于确立从中国历史语境探讨古代小说知识体系的新视角。

先秦时期，小说是一种与“经说”“大道”相对的解经概念。《庄子·杂篇·外物》所言“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指明了小说与诸子“说体文”之间的关系。《荀子·正名》所谓“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形成了基于学术而言的评价视角。在此基础上，《汉书·艺文志》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确立了以学术定位小说的认知态势。“街谈巷语”成为后世学者关于小说知识结构的主流看法，他们从政教视域不断丰富小说的内涵，由此影响到小说的文体形态与意义体系。《四库全书总目》将“小说家类”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派，以“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确立小说的知识功用，以“近雅驯”限制小说的接受导向，即是明证。这样一种以政教思想确立小说知识意义及由此规范小说知识形态、文体形式的认知惯习，促使古代小说的衍变，不仅与史书、诗文、词曲等其他文类同生共长，亦深受评点、序跋、雅集等接受状况和刊刻、传抄等流通情况的影响。

据此来说，当前重撰古代小说史，除了沿用以叙事视角、情节结构、人物分析为主导的“文本中心主义”写作架构之外，还需深度整合传统资源：一是还原古人原生态的小说概念谱系，二是重构小说史研究的知识体系。具体而言，学界应首先梳理史传、杂记、志怪、传奇、话本、章回、弹词等固有概念的衍变情况，厘清此类概念背后的认知惯习对古代小说创作和传播的影响；其次，立足于稗官、说部、演义、传奇、平话等本土的原生态术语，深挖古代小说丰富多元的知识谱系与文体形态；最后，将小说刊刻与收藏、文本阅读与批评、大众消费与再创作等方面的史料，纳入小说史编纂体系中，理顺古代小说生产与传播的完整生态。这种思路力求还原本土化的古代小说观念，进而在梳理传统小说知识体系的同时，建构兼具动态生成过程与多重阐释维度的古代小说史。

古代小说史的编纂策略与阐释原则

古代小说的衍变主线有两条：一是被历代史志目录所载的子部小说，二是唐宋以来逐渐在中下层社会流行的通俗小说。这两条线索的衍变过程不同，却多有交叉，反映了历代社会对这两类小说的文体特征、知识分类及学术价值的不同认识。尤其是同一小说在历代书目分类体系中的不同归置，不仅体现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对小说知识形态的差异认识，而且是其对小说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新探索。可见，从历代社会思想及其知识结构来探讨古代小说的存在生态，是编纂古代小说史的基本策略。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明清目录学家对通俗小说的部类设置与作品归并。这种情况在晚明尤为突出，如《百川书志》“野史”类著录了《三国演义》，《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传记类”著录了《水浒传》，《红雨楼书目》子部“释类”著录了《西游记》。目录学家在史部和子部之间探求通俗小说的知识形态，是当时主流文化评价小说的常见做法。然而，不同的归类会有不同的评价导向。《百川书志》称《三国演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其强调《三国演义》的史学价值，与从子部展开评价的认识就颇为不同。以目录学体系评价通俗小说的做法，得到明中叶士人群体的积极响应。他们时常以“稗说”“稗官小说”等关键词来彰显其社会价值，《刻〈忠义水浒传〉缘起》所谓“正史不能摄下流，而稗说可以醒通国”即是代表。

据此，古代小说史的编纂既要注意对小说文体、叙事、艺术等“内部规律”的清理与总结，又要研究其存在生态、社会价值等“外部因素”。唯有将二者深入融合，才能在“挖掘历史”的过程中，揭示古代小说各类知识形态的存在缘由和文化价值。这要求当下的古代小说史编纂，应以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及文类的内生规律为指导，从古代小说生产、传播及接受的完整生态出发，重新定位其在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位置；同时，围绕古代小说的思想倾向、表达方式、言说技巧等内容，全面梳理其历史脉络。此举在总结古代小说标识性概念的基础上，以古代小说独有的文化特质和理论命题为抓手，力求在传统文化及其知识体系的整体性视域中，多维构建古代小说的衍变主线。

古代小说史的编纂启示与现实意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从“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和“神话与传说”的双重视角剖析小说概念与实际形态，此种研究路径被现代小说史所承袭，催生了既深挖小说文本的艺术特质，又依托现代社会思潮阐释小说价值的意义评价模式。然而，《中国小说史略》以“为人生”“国民性批判”等思想为指导，使其对古代小说的现代价值多有偏见。例如，其将《池上草堂笔记》《里乘》等仿拟《阅微草堂笔记》的作品斥为“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此类意义赋予并不完全符合相关小说的存在实情，“劝惩”实为古代小说的一种存在生态。这启示我们，当下对古代小说史的编纂，一方面仍需兼顾思想阐释与历史叙事两种意义赋予方式；另一方面要“把握当代”，才能全面把握古代小说的历史实际与文脉价值。此举既摒弃以西方小说观念和审美尺度评析古代小说的导向，又纠正以往编纂小说史时，重通俗小说而轻文言小说、重意义定性而轻史实还原的偏颇。

总之，研究者需结合古代社会文化语境，剖析小说发展过程中所衍生的种种问题，进而反思其演变过程中各类现象的当代价值。在“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理念的指引下，编纂本土化的古代小说史，有助于将基于本土经验所构建的小说史知识体系升华为具有世界性视野的知识体系，为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参照和实践支撑。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