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职教授）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在此号召之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日益成为学界的行动自觉，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具体形上学”“仁学本体论”“生生哲学”“汉语（言）哲学”“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等富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学说蓬勃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哲学的世界性维度。具有自主性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性自不待言，而其世界性则需要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一

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性首先表现为，中国哲学从世界哲学出发获得自我觉解。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世界之潮流，浩浩汤汤。遥想两千五百多年前，诞生了孔子、苏格拉底、佛陀等先哲，推动人类文明进入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人类文明发展演变至今，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刻，而中国哲学及其他文明传统的哲学发展也进入世界哲学的新时刻。所谓世界哲学，简而言之，乃是具有世界性品格的哲学形态，它以世界为起点，以世界为资源，又以世界为活动场域。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如何从东山之境进至泰山之境？显然，孔子将天下纳入立场，以天下之儒自居而非以鲁国之儒自居。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抱负、有成就的哲学家无不以继华夏斯文为己任，但同时又总是超越一国一文明的界限而心系天下，自觉追求会通中西、平章华梵的哲思境界。在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科建制之初，冯友兰“照着”西方哲学的范式以确立中国哲学的学科形态，此一进路在客观上似使中国哲学的自主性面临某种限度。然而，在实际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中，冯友兰已经超出西方哲学的框框，将工夫论、境界论等不见于西方哲学近现代主流范式的内容纳入中国哲学，并在创建其“新理学”哲学理论的同时，自觉会通宋明理学和西方新实在论，在重视逻辑分析方法的同时表彰直觉顿悟的“负的方法”。经过冯友兰的创造性工作，“中国哲学”已非“西方哲学”所能涵盖，由此引发我们深思，在东西文明深度交汇的时代，哲学必然呈现为贯通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及其他）之中、并且在中西（及其他）哲学对话之中发生着的世界哲学。

世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如上关系，不妨设喻明之。宋明儒学为了说明“理一分殊”，曾借用禅宗“月印万川”的喻象。月印万川，故有万川之月。我们可以用“万川之月”说明世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关系。世界哲学如万川之月，中国哲学则如某大川之月。万川之月，或小或大，或动或静，或清或浊，或明或暗，形态各殊；与之相类，世界哲学如万月之万殊，是多，是复数。万川之月，虽有小大动静清浊明暗之别，然无不为月；与之相类，世界哲学如万月之为月，是多中之一，是复数之根。万川之月，非孤悬于夜空、超越于万川之上的明月；与之相类，世界哲学并非独立超越的哲学形态，而是具体表现为具有世界性品格的种种地方性哲学（如中国哲学、德国哲学、印度哲学等）。因此，从逻辑上说，世界哲学可以表现为中国哲学或其他地方性哲学。然而，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相较于西方哲学等其他地方性哲学，中国哲学将有可能自觉获得世界性品格。何以如此？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杨国荣所讲的中西哲学交流的如下非对称性：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思想家热忱地了解西方思想，并将其作为普遍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而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却没有把中国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来加以理解，更遑论以之为构建自身知识体系的思想资源。中国哲学愿意学习西方，也吸收借鉴其他优秀文明成果，故而，世界性成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鲜明特征。

二

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性还意味着，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乃是超越了自我中心主义的自主性。或许有人会质疑：强调自主性必然走向自我中心，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以世界哲学自许，这不过是一种伪装的自我中心，即把中国哲学伪装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哲学。

美德伦理学也碰到过类似的质疑，相关思考有助于我们澄清自主与自我中心之间的微妙差别。如果我们想做一个有美德的人或有德之士，那么我们就需要关心他人福祉。但是，人们会质疑：关心他人福祉，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有德之士，成为一个因为自己有美德而感到幸福的人，归根结底还是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如何回应这样的质疑？在理智层面，我们固然可以对二者分别加以分析，但在事质的层面，我们并不能对它们进行分解。将有德之士视为自我中心论者，乃是基于以下错误思维：将本不可分解的二者分解开来，并对它们进行前后排序，让“为了他人福祉”居前，让“为了让自己成为有德之士”居后，进而把居后者视为目的，将居前者视为实现后者的手段。但实际情况是，为了他人福祉和为了让自己成为有德之士乃是同时发生的，不存在前因与后果、手段与目的的二分。有德之士就是在实现他人福祉的过程中让自己成为有德之士，而让自己成为有德之士就是让自己成为关心他人福祉的人。易言之，对于有德之士来说，他人福祉已经成为自我的内在构成要素。这样的自我，显然有别于自我中心论的自我，后者乃是与他人隔绝或对立的自我。为了标识以上两种自我之别，我们不妨将自我中心论的自我称为“我”，而将有德之士的自我称为“吾”。有德之士乃是“吾丧我”。有德之士丧我，故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有德之士有吾，故而有自主性。有德之士的自主性尤其表现为：有德之士对他人福祉的关切乃是真诚地发乎内心。由上可知，有德之士能够在挺立自主性的同时超越自我中心。

哲学人类学需要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也需要面对人类中心论难题。关于这一难题的思考同样有助于我们澄清自主和自我中心之别。一些人容易持有以下形态的人类中心论：人类有力量征服自然，而天地万物理应服务于人类利益。我们已经意识到，“人为万物之主”的人类中心论必将导致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度开发，进而引发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因此，我们需要破除这种人类中心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儒家人道原则主张“人为万物之灵”，这一原则在肯定人的自主性、高扬刚健进取精神的同时，把人理解为居于天地之中的存在者，而尽物之性、参赞天地之化育就是实现人之为人的过程。天地万物的福祉已经成为人的内在构成要素，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的内在价值诉求，合乎人性的存在方式就是生活在天地万物与人共通共生的天人共同体之中。由此，儒家人道原则超越了人类中心论。这里的要义在于：人并非与自然隔绝或对立之我，其关心自然、保护天地万物，并非完全基于工具意义；人之所以关心生态环境，并非只因为好的生态可以给人提供一个好的存在处境；对人来说，无论在本体论意义上还是在审美意义上，自然就是目的本身。人类认识世界需要从人自身出发——以我观之，但“以我观之”并非“唯我是见”；人类需要成就自我，但“成就自我”并非“唯我独尊”。由此，我们看到，秉持儒家人道原则，人类能够在挺立自主性的同时超越自我中心：“以我观之”“成就自我”是挺立自主性，否定“唯我是见”“唯我独尊”则是超越自我中心。

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在挺立自主性的同时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仍然借用“吾”“我”之分，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自觉其为世界哲学，又未将中国隔绝或对立于其他文明，故而能够做到有吾而无我。有吾，因其有自主性之挺立；无我，因其无自我中心之弊病。吾将无我，故能成为大我。中国哲学超越自我中心，故能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环节。

三

自我觉解总是关联着行动。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性进一步表现为，在自觉参与世界性的哲学探讨过程中发展具有世界哲学品格的当代中国哲学。以上用“万川之月”的喻象说明世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关系。然则，凡喻皆有其所蔽，此喻亦然。依此喻，各哲学传统仿佛各居其所，并排而列，互不相干。然而，中国哲学一旦觉解自身为世界哲学，便会与西方哲学等其他地方性哲学交融互动，最终共通共生。陈来论及世界哲学时写道，“‘哲学’是一共相，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是一个世界哲学的概念”。哲学是共相——哲学是家族相似——哲学是世界哲学，这里的三个判断，也许可以理解为递进关系（而非并列关系），依次代表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一元主义、多元普遍主义和共通生成主义。一元主义，只将普遍性赋予某种特定地方性哲学（如西方哲学），从而只肯认它有价值；多元普遍主义，试图通过将普遍性赋予各种地方性哲学（如中西印哲学），从而肯认它们都有价值；共通生成主义，扬弃普遍性，转向诸地方性哲学（如中西印哲学）经由思想层面的交流和生活世界层面的交往，生成共通的世界哲学。诚如冯契先生所言：“从世界范围来看，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东西文化互相影响、趋于合流的时代……应该说，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性的品格，便表现为自觉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在个体层面，运思者努力会通东西不同文明（将世界纳入视野，以世界为资源），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而运思（将世界纳入立场，以世界为起点）；在共同体层面，运思者四海为学，走向世界，在积极回应世界学术共同体批评意见的过程中检验、修正和发展哲学义理（以世界为活动场域）。在世界性百家争鸣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自然具有世界性品格，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乃是在世界范围内践行《易传》所讲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而“世界哲学”的实质内涵也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生成发展。我们或许可以将“世界哲学”界定为“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以“穷理”涵摄西方近现代主流所强调的概念分析与逻辑论证范式，以“尽性至命”彰显中国源远流长的哲学精神，即在性与天道的交互作用中开物成务、学以成人。更进一步，倘若以这样的“世界哲学”反观西方哲学，便会惊喜地发现，在西方哲学近现代主流范式之外，其实也存在着与中国传统哲学类似的工夫论、境界论或“负的方法”。倘若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以“世界哲学”反观中西之外的哲学传统，则会惊喜地发现，学以成人的哲学精神也见于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等传统中。“尽性至命”非中国哲学传统所独有，这一点并不会让我们因为“中国哲学特殊性的失落”而感到沮丧。相反，面对印度传统、阿拉伯传统等中的“尽性至命”向度，我们心有戚戚焉，而“吾道不孤”的惊喜感受无疑将推动我们探索诸种文明传统如何围绕“尽性至命”展开深层对话，而“世界哲学”的内涵也将在此对话中不断生成，日益丰厚。

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将在开拓世界性维度的过程中成就自由德性。冯契先生提出的“智慧说”主张，获得智慧的人“真正具有自由德性，便意识到我与天道为一，足乎己无待于外。但自我具足不是自我封闭，而正是自我超越，与时代精神为一，与生生不已的实在洪流为一。自由德性具有肯定自己又超越自己的品格”。获得自主性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亦彰显出既肯定自身又超越自身的开放取向：它与时代精神为一，与生生不已的实在洪流为一，吸纳东西不同文明，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智慧。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