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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实黜虚:明清之际的实学转向与经世精神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6-08-10 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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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伟(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经学史与儒学流变的长河中,明清之际堪称关键的思想转折阶段。梁启超将这一时期的学术主潮概括为:“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这一趋势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明清鼎革,神州陆沉,民生凋敝,士人普遍将此归咎于空洞虚妄的治学风气。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直指:“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在末流积弊、朝代更迭之势下,诸儒接续而起,“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主张以习行实事回归儒学本根。这一思潮是儒学内部的自我反思与义理重构,也是宋明理学向清代学术转型的关键环节。黜虚崇实、以经典重释破除理学藩篱,彰显出明清实学思潮独特的思想史地位与深远的文化价值。

返本归经:对经典本位的回归与纠偏

明清实学思潮的经世转向,首先体现为对经典文本地位的重新确立与治学路向的革新。针对宋明理学末流游离经文本旨、以主观心性凌驾经文、空谈义理而疏于实证的偏颇,实学思想家力倡“以经为本”,在回归原典、摒弃空疏中,重新确立务实求是、经世致用的治学立场。

宋初儒者为纠汉唐注疏之支离,转而直探圣人之道。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始倡“理”“气”“心”“性”之说,将经典诠释重心从章句训诂转向义理阐发。至南宋朱熹集大成,编定《四书章句集注》,构建起完备的理学体系,推动经学完成深刻的理学化转型。元代延祐科举以程朱经学为宗,明代沿其经义取士之制,明成祖又敕修《四书五经大全》颁行天下,作为取士定本。与此同时,王阳明倡“致良知”,将儒学进一步内化为心性工夫。至此,理学取代汉唐注疏之学,成为官方与民间主导的经学形态。

晚明以来,讲会之风、语录之学、禅学化表达相互影响,士人多以心性体认为高明,而把经史考辨、制度沿革、民生实务视为末节,“舍经而自作文”。儒家经学本有“经”与“传注”的主次分野,圣人所定之“经”为学术本源,后世笺、注、疏、解皆为辅助文本。一些理学家将自家阐发的“天理”“心性”置于经文之上,甚至舍经言理、以理代经,致使经之本义日湮,出现“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的流弊。一方面,士人沉溺于理气心性之空谈,“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或以语录为学问,以禅机附会儒理,经文本义被心性话语所遮蔽;另一方面,官方《大全》等定本抄撮旧说、不求精详,学者墨守朱注而不敢逾越半步。

面对此般积弊,一众学者力主剥离后世附会的虚空义理。如黄宗羲言“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柢,游腹空谈,终无捞摸”,主张回归经典文本、反对悬空虚论,接续依经解经、据实解经的治学传统;顾炎武标举“经学即理学”,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摒弃附会空谈,主张以训诂考据寓道于经;王夫之倡言“六经责我开生面”,立足经典推陈出新,并以“知行相资以为用”确立知行互济的实践维度;颜元则从实践层面斥言“纸上之性天愈透,而学陆者进支离之讥”,愈阐愈谬,不如躬行实践之可证。凡此种种,无论是重经学考据、知行相资,还是重实用践行,都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想家在“如何求道”层面上纠偏正本之使命的具体呈现。

可见,这一实学取向不仅克服了明末重理轻经、空谈废务的学术偏向,更确立了以经为宗、以实释经的治学准则,重彰了经学重实证、务实际的精神。

由虚入实:从理学化向实学化的自觉转向

宋儒以形上义理统摄经典解读、以心性体悟为穷理路径,将传统经学推向哲学化与思辨化的高峰,实现了儒学义理的深度阐发。但其内在局限在于“理”与“事”渐趋割裂,明中后期更形成重义理轻实务、重思辨轻践行的学风偏向。针对这一局限,明清实学并未停留在回归经典文本的表层纠偏,而是立足“理”不离“事”、“道”不离“器”的核心立场,主张“由器求道”“即事明理”,力求突破宋代以来以理统经、悬空穷理的治学路径。

与宋儒不同,明清实学家主张“理”并不在事物之外,而存于实事、实物、实政与民生日用之中。因此,经学的任务不再是向内推演心性天理,而是在经典与现实的结合中求证并践行义理,将落脚点从“思辨明理”转向“实践证理”。不过,在“崇实”立场下,不同学者对“实”的理解与路径选择并不完全一致。顾炎武以考据实证为“实”,强调由文字训诂通经,但易与现实相疏离;王夫之以器道合一为“实”,以“天下惟器”“无其器则无其道”确立本体,主张道在器中、理依于事,却哲学性强而实务转化不足;黄宗羲以经世治术为“实”,坚守“经术所以经世”,着力于制度批判与民本重构,但依赖君权改良而缺乏行动抓手;颜元、李塨以习行践履为“实”,指斥纸上空谈,却又走向轻视经典的另一个极端。其实,无论是顾炎武“经学即理学”开辟的清代考据路径,还是王夫之“即器显道”的义理重构路径,还是黄宗羲“经世治术”的致用路径,抑或颜李学派针砭空疏的“践履”实学路径,虽旨趣各异,却共同推动了经学从形上思辨转向实践求证,从而回归儒学“明理以致用”的本真逻辑。这种多元路径的并存,也为清代学术的深化与拓展,以及近代经世变革思潮的展开提供了思想资源。

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的“鹅湖之会”上,朱熹与陆九渊围绕“道问学”与“尊德性”孰先孰后的核心分歧展开论辩,由此开启了一场贯穿宋、元、明、清近千年的学术论争。此后,明代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继承朱熹“道问学”的立场,批评心学流于空疏。余英时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宋明理学家和清代考证学家都是研究儒家经典的,他们无疑属于同一研究传统之内……这是儒学传统内部的问题,自有其本身发展与转变的内在要求……经典考证早在16世纪便已崛兴,而且确然是由理学的争论所激发出来的。‘内在理路’可以解释儒学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这一判断虽主要解释从理学到乾嘉考据的演变,但其揭示的“由内向外、由心向物”的趋向,在明清实学思潮中已初露端倪。这意味着,实学的兴起并非源于外在的反理学思潮,而是理学“格物穷理”内在逻辑在明清社会危机境遇下的重新展开。当心性体悟无法回应政治失序、民生困敝等时代危机时,宋儒“格物”传统中面向具体事物、考察物理的经验性维度便被重新激活,并沿着“由器见道”的方向推演。将“格物”对象从心性伦理扩展为兵农、水利、钱谷、河漕等现实事务,将“穷理”目的由体悟天理转为解决现实问题。由此,明清实学一方面继承宋明理学格物穷理的求知方法,另一方面又改变了格物穷理的对象、路径与价值归宿,形成了“连续性中的断裂”。它接续圣贤之学的价值根基,但已不再满足于抽象追问‘何以圣贤’,转而强调“圣贤之学何以救世”,使内圣必须落实为经世济民的外王实践。正是在这种“连续性中的断裂”意义上,实学既是理学的批判者,亦是理学内部固有思想张力的继承者。其核心突破,是将以“由体达用”为主的思维次序调整为“即用求体”“由用见体”,使经学由偏重心性思辨转向稽经、考事、穷理与践实的统一。这一转向推动了经学的实学化,为清代考据学以及经世学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经世致用:儒学的实践旨归与经世精神

如果说宋儒以心性义理建构儒学内在价值体系,那么明清实学则以经世致用为标尺,将学术重心从向内的义理体悟,推向社会治理、民生实务与时代危机的现实维度。这既是对儒学入世本旨的复归,也是对传统经世理念的实质性推进。

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孟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先秦儒学本就包含“修己”与“治人”的双重维度,特别是确立“修齐治平”脉络后,经世始终是其核心精神。但是,在后世发展中却渐生价值偏向。汉唐经学秉持“通经致用”,多将经典服务于制度教化与王权正统,疏于社会民生与制度反思;宋儒援佛入儒,构建起“内圣外王”的价值体系,将“内圣”置于“外王”之前,虽讲“格物穷理”,但最终落点却是心性体悟,弱化了儒学直面现实、解决困局的经世使命。至明清之际,部分儒者“袖手谈心性”,无视家国动荡与民生疾苦之风盛行,儒学经世之用日渐式微。如何重塑儒学入世救世的价值内核,成为明清实学的核心命题。

基于此,明清实学家坚守儒学本位,重新界定学术价值,将治学与时代使命、民生需求深度绑定。与汉唐“通经致用”的政治工具化、宋儒“内圣外王”的修身本位不同,明清实学摒弃“为穷理而穷理”的学术偏向,主张治学的根本价值在于直面时代问题、解决现实困境、安顿民生疾苦,以“实用、实功、实效”为评判标准,使经典义理转化为济世安民的实践力量,实现从“内在德性完善”向“外在济世建功”的转向。

这一转向并非简单回归传统经世理念,而是立足时代变局的价值升华。顾炎武曾言“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主张将治学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结合,以学术救世;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直指君主专制之弊,以民本思想重构经世取向,将学术落脚点置于制度革新与民生福祉之上;王夫之主张“理势合一”,强调义理应顺应时势、服务民生,反对脱离现实的道德空谈;颜元更是直斥“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主张学问必须体现在兵农、钱谷、水利、学校等具体事务中,否则即无用之学。他们不再将经世视为修身的延伸,而是将其作为治学的目的,使儒学价值真正落地于现实。

明清实学的经世转向,意在扭转明末以来理学末流的空疏学风,提倡返求六经、探求经典原义,反对脱离现实的空谈。相较于汉唐通经致用传统,它发展出更为鲜明的民本立场与现实批判精神;相较于宋儒内圣外王理论,它强化了学术的实践指向与时代担当,有力推动了学术与现实、义理与民生相结合。当然,其亦有时代局限。部分学者矫枉过正,或沉溺于名物考据而忘却终极关切,或以具体践履取代形上追问,致使其经世理想终究难以突破传统体制框架。不过,这并不能遮蔽其重要的思想史地位与现实价值。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样需要倡导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经世学风。明清实学的“崇实黜虚”,正是这种矫枉与开新之间的宝贵遗产。这既是对“经世致用”传统的继承,也是其在当代语境下的升华。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0日 15版)

[ 责编:赵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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