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为卷 科研作答

高校科研：以专业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光明日报记者杨飒采访整理

【一线讲述】

山间测土、河畔取样、林间观测……在广袤的国土上，有这样一群科研人，他们的实验室不在窗明几净的大楼里，而在风吹日晒的生态治理现场。他们跳出书本框架，走出校园课堂，扎根山林田野、江河湖海，用专业知识破解生态修复、污染治理、资源保育等现实难题。

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本版特聚焦生态环境领域科研工作者，倾听他们深耕生态一线的学术故事，探寻他们如何把青春理想、学术成果实实在在书写在祖国绿水青山之间。

在山东省乐陵市农高区金丝小枣科技小院试验基地，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研究生跟着枣农学习枣树管护经验。贾鹏摄/光明图片

把论文写在西部大漠上

讲述人：重庆交通大学力学治沙与生态碳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王祉翔

第一次走进沙漠时，我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几年。

2014年，我成为重庆交通大学一名硕士研究生，开始参与“沙漠土壤化”研究。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之前从未见过真正的沙漠。第一次从嘉陵江边来到沙漠，我更像是一个前来“见世面”的年轻人，只把这次沙漠之行当成一项普通的科研任务。

2016年，我校科研团队开始在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建设“沙漠土壤化”25亩试验地，而这项试验也是我硕士阶段最主要的研究内容。刚开始，面对一眼望不到头的黄沙，我很难想象这里能够长出一片绿色。我内心充满疑问：在沙漠中加入一种约束材料，改变沙粒之间的力学状态，真的能让沙体获得类似土壤的保水、保肥和植物生长功能吗？

没有现成的施工经验，我们就在现场边做边摸索，从材料施用、沙体改造到旋耕、播种、灌溉和监测，每一个环节都要反复调整。大风一来，沙子打在脸上生疼，鞋里、衣服里、嘴里都是沙子，坚持了几个月后，当我重新站在那片试验地前，原本荒芜的沙漠，此时已是满眼绿色，25亩植物正郁郁葱葱地生长。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科技创新的力量。

2018年，已留校参加科研工作的我来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参与建设和田“沙漠土壤化”基地，负责基地的科研试验、工程建设、运行维护和技术推广。这一回，我在这一干就是很多年。

刚到和田时，眼前只有连绵不断的沙山,为了抢在适宜播期前完成施工，我们连夜改装机械、调整工序，趁风沙较小时通宵作业……逐渐，黄色沙丘变成连片绿地，苜蓿、狼尾草等饲草一茬茬生长，若不是我们最初在基地旁特意保留了一座沙山，人们已经很难从这片绿意中忆起它原来的模样。

发生转变的不只是环境，还有当地群众的生活。基地的建成为当地人提供了就近工作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参与播种、管护和收割，从而获得更加稳定的收入。看着沙漠变绿、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我更加明白：科研成果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里和论文中，它必须接受真实自然环境的检验，并积极回应国家需要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未来，我仍愿守在沙漠一线，把自己的青春种进沙海，把论文写在祖国西部大漠上。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组织中小学生到上高水稻科技小院中近距离接触农业科技产业，切实体验耕种的艰辛，感受丰收的喜悦。邹利强摄/光明图片

用可验证的技术解决洱海保护问题

讲述人：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研究员 金可默

在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回望我们在洱海边的科研实践，我深刻体会到，生态文明建设既需要理念引领，也需要长期、扎实的科学工作。202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院士带着我们师生住进云南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刚到村里时，一位村民问我：“为了保护洱海，以后是不是不能种地了？”是啊，洱海必须保护，农民也要依靠土地生活。这个问题很现实，我们希望通过科学研究回答：能不能在减少农业污染的同时，保障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

保护洱海，首先要查清污染物从哪里来、如何进入洱海。团队以古生村所在的4.8平方公里片区为研究区域，从山地、旱地、村庄、稻田到入湖口，建立了“六纵七横”监测网络。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明显的降雨驱动特征，一次有效监测必须覆盖降雨前、中、后的完整过程。一天深夜，大雨突然来临，小院师生立即带着采样桶和监测设备赶往各个点位。田埂湿滑，师生们不顾鞋子陷进泥里，依旧坚守在沟渠边连续记录水量和取样时间。接近天亮回到小院后，大家马上核对编号、处理样品。就这样，经过持续多次监测和大量水样分析，我们逐步厘清了氮、磷等污染物从源头产生、经沟渠输移并最终入湖的过程，为治理措施布设在哪里、重点防控什么时段提供了科学依据。

查清来源后，我们开始探索“源头减量、过程拦截、生态处理、循环利用”的治理路径。但一项技术能否推广，农民首先要看它所带来的产量和收入。我们把绿色种植试验设在农民田边，让传统种植和绿色种植直接对比。师生们从播种、施肥、灌水一直跟踪到收获，与农民一起测产、核算投入和收益。一农民起初担心：“肥料少了，产量肯定要下来。”收获后，他发现肥料投入减少后，稻谷增产了30%。他拿着测产结果说：“既能少用肥，又能多打粮，这个办法我愿意用。”这句话让我认识到，科研成果只有通过生产实践检验，才能真正走出试验田。从最初几百亩示范田起步，绿色生态种植模式逐步推广到整个洱海流域。2025年，推广面积达到14.14万亩，覆盖54个村，惠及2.6万余户农户和37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了减肥减排与增产增收协同。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只关注试验数据，到主动考虑技术是否简便、成本是否合理、农民能否长期使用，逐渐理解农业科研不仅要提出科学问题，更要解决生产中的真实问题。如今，洱海流域已形成18个科技小院协同工作的格局。我们把实验室延伸到农田、沟渠和村庄，让科研问题来自生产一线，也让研究成果回归生产一线。这，正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职责：用可靠的数据认识问题，用可验证的技术解决问题。

让每片森林的贡献都能被看见

讲述人：东北林业大学生态学院教授 何念鹏

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吸收二氧化碳，这些生态功能人们并不陌生。然而，生态功能看得见，生态价值却未必“算得清”。这些年，我从事生态学和遥感研究，越来越感到：这些看似沉默的贡献，不能只停留在人们对“森林很重要”的朴素认知中，还应当被科学地看见、准确地衡量。

故事要从我们脚下的黑土地讲起。黑龙江拥有2100多万公顷森林，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绿色碳库。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等地森林连片分布，红松、落叶松、杨树、樟子松等多种树种共同构成了丰富而复杂的森林生态系统。这丰厚的绿色家底既承担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功能，也面临国有林区转型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需求。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贵瑞老师的指引下，2011年我们团队开始自主发展森林生态系统碳固持模型，历时5年开发完成。这个模型虽然看起来复杂，但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很朴素：一片森林随着时间推移，究竟能固定多少碳？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把森林生物量随林龄变化的规律、土壤有机质分解过程以及气候对森林生长的影响放在同一个框架里。为了让模型尽可能接近中国森林的实际，我们把全国3万多个样地的碳属性数据和长时间尺度的气候数据全部纳入其中。这样，一片森林过去发生了什么、现在处于什么状态，以及未来可能怎样变化，就能够通过模型得到相对清晰的科学表达。

同时，根据黑龙江森林的实际情况，团队一次次对模型参数做本地化处理，把地位级指数等林业参数融入方法体系，逐步形成造林、天然林和森林抚育碳汇项目方法学。2024年，这套方法学成果通过中国林学会鉴定，被评为“整体国际先进，核心框架国际领先”。在此基础上，团队还在国内率先研发了森林抚育碳汇方法学、天然林演替碳汇方法学、营林废弃物生态封存碳汇方法学，逐步实现不同场景森林碳汇项目开发全覆盖，为开发黑龙江乃至东北地区丰富的森林碳汇资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过，科学方法只写在报告里远远不够，必须应用到真实场景里。我们进一步融合多源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黑龙江省建设了全国首个省级林业碳汇“一张图”系统。这张图把林场、林班、林业小班与碳汇信息连接起来，也把碳汇基本信息、交易应用和潜力提升连接起来。

15年专注于森林生态系统碳汇研究及其碳汇项目方法学研发，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高校科研的价值不只在实验室里，更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真实场景中。青年林业科研人既要学会跟数据打交道，也要学会跟土地打交道；要能写好论文，也要能回答林场和社会提出的实际问题，让每一片森林的贡献被看见，让每一份守护得到回应。

做好长江口湿地的“生态医生”

讲述人：上海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聂 明

当我第一次踏上上海崇明东滩，最大的感受是“广阔”。潮起潮落间，芦苇摇曳，候鸟翩飞，看似宁静的湿地每天都有变化。作为长江入海口的重要生态屏障，这片湿地就像一位需要长期监测的“体检者”，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做好它的“生态医生”。

从20世纪90年代起，复旦大学陈家宽教授带领团队在这里建立了复旦大学首个长期湿地生态观测站点。那时条件艰苦，没有成熟平台和完善设备，科研人员靠着一次次野外调查、一组组基础数据，为长江口湿地研究打下了基础。后来，复旦大学李博教授推动平台发展壮大，建成学校唯一的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并进一步孵化出“湿地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全国重点实验室。如今，我接过接力棒，三代人三十余年坚守，让一个校级观测点成长为国家级平台，也让长期观测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野外科研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不过，正是这些平凡工作，奠定了我们认识湿地变化规律的重要基础。为保证监测数据连续，我们要定期维护设备、记录环境变化、调查植物演替和鸟类种群动态。许多工作要跟着潮汐走，凌晨出发、深夜返回是常态，鞋子陷进淤泥、衣服被潮水浸湿是家常便饭。

论文的真正价值，不是看发表于什么样的期刊，而是看能否回答国家和社会关心的问题。团队围绕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重大需求持续攻关。在互花米草治理方面，我们深入研究其入侵机制与控制技术，为这一全球最大规模的湿地入侵植物控制工程提供了核心科技支撑；在候鸟保护方面，我们持续监测种群动态，揭示栖息地变化对迁徙鸟类的影响，为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我们的科研成果不仅写进了论文，也走进了国家重大生态工程。

湿地保护不是科研人员的“独角戏”。我们积极开展科普宣传和公民科学实践，希望让更多人理解湿地、关注湿地、守护湿地。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科技创新，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有人问我为什么几十年守着同一片湿地？答案很简单：生态系统变化往往需要十年、几十年才能看清，真正有价值的数据，一定来自长期坚守。

面向长江大保护、“双碳”战略等国家需求，我们将继续扎根一线，坚持长期观测，推动科技成果服务于生态保护实践，努力做好长江口湿地的“生态医生”，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高校科研力量。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