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作者：李勇（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近年来，哲学界提出了“汉语哲学”的概念，引起了广泛讨论。自2024年8月以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相继刊发了孙向晨、傅永军、庞学铨、吴根友、韩水法、王俊、刘梁剑、彭永捷、应奇、韩东晖等人的文章，就“汉语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韩水法对狭义的汉语哲学和广义的汉语哲学的区分，有助于厘清这场争论。狭义的汉语哲学主要指称以汉语言特征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哲学思考。广义的汉语哲学主要指称来自汉语生活世界的哲学思考，不一定局限于汉语言的特征。该领域学者之间的争论主要源于在应当以狭义还是广义的方式来理解和发展汉语哲学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笔者认为，这种狭义和广义的概念区分确实有助于我们思考汉语哲学的方法，但也会限制汉语哲学的进展。因此，我们更应该将关注点转向以解决哲学问题为导向的汉语哲学研究。

光明日报哲学版围绕“汉语哲学”相关问题刊发的系列争鸣文章（撷选）。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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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汉语哲学：狭义的和广义的

　　很多汉语哲学的讨论聚焦狭义的汉语哲学。韩水法指出，“研究和处理从汉语哲学着眼而从这些学科和方向中揭示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它们直接与形而上学、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等相关”，而不干涉实践领域，诸如伦理学或者政治哲学等。换句话说，狭义的汉语哲学更多是和“汉语”这门语言的特征有关，限制在特定方向的哲学研究上。刘梁剑提出了“从汉语言哲学出发的汉语哲学”的观点。韩东晖则从“汉语语言哲学的问题与方法”角度，对汉语语言哲学的四个基本问题——必要性、特殊性、一般性、方法论——进行了系统讨论。不管是刘梁剑的“汉语言哲学”还是韩东晖的“汉语语言哲学”都是聚焦狭义的汉语哲学。

　　广义的汉语哲学则跳出了汉语言的限制。比如，江怡提出，“汉语哲学不是关于汉语本身的哲学问题，也不是关于汉语能否表达哲学的语言问题”。黄裕生论述，“真正的汉语哲学不会是一种语言哲学，也不会是一种民族哲学或地方性哲学……是一项通过追究人类根本性问题去打开汉语的思想空间，并努力触碰与拓展汉语思想边界的思想事业”。刘森林认为，汉语哲学“是近年来哲学界为了解决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深层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崭新方案，旨在让哲学说汉语，使之在中国进一步扎根成长，让哲学既具有普遍性的特质也具有更厚重的中国特质”。孙向晨则明确指出，“汉语哲学”应该被定义为“基于‘汉语世界’的生存论经验所进行的哲学探索”，而不应该仅仅是汉语言哲学或者用汉语思考、讨论的哲学。

　　狭义的汉语哲学的挑战

　　对狭义的“汉语哲学”概念的支持，主要聚焦以“语言”为核心的论证，包括两个核心的论断。第一个论断：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因此，不同的语言塑造了不同的思想。第二个论断：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尤其是不同于德语、法语、英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等西方语言。因此，基于汉语基础之上的汉语哲学也不同于基于西方语言之上的西方哲学。

　　关于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一个核心追问在于：中国哲学思想的独特性是否由汉语语言的独特性所决定？围绕这一追问，学界进一步聚焦汉语“书写特质”能否被简单还原为“无系词”等汉语语法特征的问题，进行了诸多讨论。上述讨论构成了狭义“汉语哲学”与“汉语言论证”的基本论域，而后者自始便面临诸多反对意见。然而，即便悬置这些争议，狭义汉语哲学概念仍须直面更为根本的外部挑战。

　　第一，如果狭义的汉语哲学成立，是否意味着不懂汉语就无法研究汉语哲学？如果语言是思想的载体，那么建立在汉语基础之上的汉语哲学对于那些不懂汉语、不研究汉语特征的人来说，肯定是无法进入的。但是，这个答案会引起很大争议。海外汉学界及比较哲学界大量学者并不通晓汉语，也不研究汉语的特征，但能通过各种译本来学习和研究汉语世界的哲学思想，并发表了大量相关的论著。若严格遵循狭义汉语哲学的概念尺度，则上述研究恐将被判定为无法触及“真正的汉语哲学”，其学术价值亦须大打折扣。这一结论不仅与学术共同体的直觉相悖，更对狭义汉语哲学概念的合理性与包容性构成了严峻挑战。若依此逻辑推演，则我们这些汉语使用者同样无法研究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的哲学——前者以古希腊语写作，后者以拉丁语表达。如果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受到古希腊语特征的决定，那么一个人不懂古希腊语、不研究古希腊语特征的话，肯定是无法进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不仅中国学者，即便在西方学界，亦有大量研究者虽然并不精通这些古典语言，却仍通过译本及二手文献对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作出了深刻的、为学界广泛认可的阐释。若狭义汉语哲学的逻辑一以贯之，则上述研究便须被判定为根本上无法触及这些哲学的内核，从而丧失其学术价值。这一结论显然与学术实践相抵牾，我们应对这一前提逻辑审慎检视。

　　第二，上述狭义汉语哲学的概念及其内在逻辑，若贯彻到底，将不可避免地否定翻译在哲学研究中的合法性地位。依其理路，不谙古希腊语便无从理解亚里士多德，不通拉丁语则无法进入奥古斯丁的思想世界——这意味着，研究者须先行掌握原典语言，方可从事相关哲学研究。然而，这一要求在学术实践中既不现实，又与哲学研究的实际生态严重脱节。事实上，无论中国学者研习西方哲学，抑或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绝大多数都以译本为基本文献依据，并在此基础上产出了大量为国际学界所承认的学术成果。更值得警惕的是，上述逻辑还将推出一个难以成立的结论：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水平，似乎取决于研究者古希腊语的精熟程度；对儒家、道家哲学的理解深度，似乎以汉语水平为判定标准。这不仅在事实上经不起检验，而且隐含着一种以语言能力取代哲学思辨能力的危险取向。由此，狭义汉语哲学概念势必会贬低翻译的学术价值。依其逻辑，以汉语译介的西方哲学经典，因无法真正传达原文的思想内涵，其学术意义将大打折扣：康德著作的汉译本无助于真正的康德研究，通过汉译所了解的康德亦非“真正的康德”。这一结论明显违背学术研究的实际经验：无论中文译本还是英文译本，均为国际学界研究康德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研究者亦无须首先穷究德语的语言特征，方能进入康德的理论体系。

　　广义的汉语哲学的挑战

　　在先前光明日报所刊发的文章中，孙向晨等学者主张，广义的汉语哲学意味着：汉语世界的经验，而不是汉语言本身，是汉语哲学的主要思想资源。对于广义的汉语哲学概念的主张是通过“思想论证”来实现的。这个论证的基本推理是：存在普遍的哲学问题；而不同的哲学传统对于普遍的哲学问题的回答不同，这种差异可能是语言、文化或者地理环境等因素导致的。因此，“汉语”哲学或者“中国”哲学对普遍的哲学问题的回答不同于其他的哲学传统。但是，广义的汉语哲学也面临一些挑战：

　　其一，概念边界难以厘定。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究竟如何区分，并非自明之事。尽管既有的中国哲学研究多聚焦于思想史或哲学史上的人物与学说，但中国哲学本身并不必然受此学科范式的限制。正如吴根友所指出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已不满足于哲学史的梳理与重构，张世英的“万有相通论”、杨国荣的“具体的形上学”、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等，均为在哲学史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哲学理论与观点。当中国哲学已然在自身传统中展开面向普遍问题的哲学创构时，广义汉语哲学以“汉语世界的经验”为据所划定的论域，便与中国哲学的既有“疆域”大面积重叠。

　　其二，研究方法难以区分。汉语哲学所采用的通过研究经典文献和概念分析来构建论证的方法并非独有的方法论，而是哲学研究的一般性方法。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从事汉语哲学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与践行者，其学术训练与知识背景多集中于西方哲学领域，他们在汉语哲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范式，与其西方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之间呈现出高度的同构性。若汉语哲学在概念上与中国哲学难以切割，在方法上与西方哲学传统高度近似，则“广义汉语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范式的合法性，便亟须更为充分的学理论证。

　　以问题为导向的汉语哲学

　　鉴于上述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各自面临的概念与方法论困难，关于汉语哲学的研究路径，笔者认为，我们或可尝试一种超越既有论争框架的取向。与其在“汉语哲学”的概念边界上反复斟酌，不如直接回应人类当下面临的紧迫性哲学问题。汉语世界的哲学学者，无需预先将自己的工作归入“广义”或“狭义”的汉语哲学范畴，而只需立足于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与生活经验，对人类普遍性问题给出来自汉语世界的理论回答。

　　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汉语哲学思考，可以在对天下的讨论中得到呈现。当下的全球治理，充满了冲突和挑战。传统的国家主义以狭隘的国家利益作为全球治理的唯一考量，不顾及国际良善秩序和国家之间的平等，带来的后果只能是无休止的冲突。世界主义虽提倡超越国界的全球治理，但却忽视了具体国家的主权和合理利益，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构想。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观念，以爱有差等为原则，以天下大同为目标，兼顾国家的主权和合理利益，积极推动构建和平与发展的全球治理图景。这种对天下观的讨论的深入和发展，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汉语哲学研究的一个极好例证。

　　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汉语哲学思考，也可以在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中得到体现。人工智能从专用智能向通用智能的持续演进，使算法日益具备跨领域自主决策的能力，这对传统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秩序构成了深刻挑战。当前人工智能伦理讨论所依托的功利主义、义务论等西方哲学资源，虽提供了一定的分析框架，却难以充分回应人工智能时代价值多元与情境复杂的伦理困境。汉语哲学中所蕴含的关于人性的本质、人的尊严、人与技术的关系、人类福祉的诸多思考，或可为这一困境提供独特的思想启示。诸如，自动驾驶的人工智能在面对难以避免的碰撞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规避策略；养老机器人在面对老人的各种需求时该如何平衡和应对。汉语哲学都将会提供不同于西方个体主义范式的应答思路，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

　　汉语哲学的定义、属性和方法应该是开放的，这都需要由从事汉语哲学的学者通过自身的工作来呈现。当汉语哲学能够持续为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紧迫性、复杂性重大问题提供独特的理论反思与思想方案，在全球哲学话语体系中占据应有之地时，自然会吸引域外学者的关注、辨识与研究。因此，相较于在起步阶段便陷入概念辨析与论域边界的内部争议，汉语哲学研究更应将方法论成熟与否的判断留给实践检验，而将自身的理论关切聚焦于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困境，以思想的力量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独特贡献。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