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观潮】

　　作者：游溪（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副教授）

　　近期，虚拟人、数字演员等各种AIGC影像形态不断进入影视与舞台创作之中。从“换脸”技术到动作捕捉驱动，再到虚拟偶像与AI演员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参与到原本只是“活人演活人给活人看”的表演艺术领域。在这种背景下，“AI是否会取代演员”成为一个反复被提及的话题，触发了戏剧影视行业的集体性焦虑。从表面上看，人工智能已逼近表演艺术的外在形态，因为借助深度学习与大规模数据训练，AI可以生成高度拟真的表情、动作和语音，在影视制作、广告传播中承担叙事代理人与表现性呈现的功能。同时，相较于真人演员，AI具有稳定、可控、可复制的工业生产优势，能在高强度影视制作体系中实现标准化输出。近期出现的大量AIGC微短剧如《烬九州》《砚边青梅》中，一些高质量“拟真表演”可以满足观众的基本观看需求。很多制片方为了降低成本，纷纷转向AI微短剧制作，大批真人演员面临失业的现实处境，“被取代”的焦虑感陡生。

《烬九州》海报

　　单从“取代与否”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前提：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表演”的本质。如果将表演仅仅理解为表情、动作与声音的动态组合，人工智能的确具备某种替代真人的可能性。在这一组合交叉维度的意义上，人工智能生成的表演之所以看起来像真人演员的表演，更多是因为它只是在表征层面逼近了表演的形式。它可以模拟情绪的外在表达，重组动作与语言的组合逻辑，甚至在“喂养”给AI的表演数据中进行风格化表演生成，但这一切建立在既有数据与算法模型的基础上。换言之，AI所触及的，仅是表演的“可见层”，而非其“生成层”。所提供的，只是表演结果的再现，而非过程的发生。

　　回到表演艺术的历史与本质层面，“AI会取代演员”的理解显然过于简单化了。以中西方表演观为例，中国戏曲自古拥有虚拟化、程式化的表演模式，一招一式尽显写意抒情，流露出“气韵生动”“传神写照”的生命质感。西方同样认为人比其他一切事物都要美，而显示人的本质就是艺术的最高目的。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派创立以来，表演一直被很多演员视为通过内在体验生成角色的过程，其核心不在于外在模仿，而在于“真实的心理行动”。进入20世纪后，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期的“形体行动方法”到迈克尔·契诃夫、格洛托夫斯基、巴尔巴、铃木忠志的表演理论与剧场实践，进一步将表演引向身体能量与行动结构的维度，使演员的身体成为一种具有生命体验的“能量场”。由此来看，从古至今、无论中外的优秀表演都是富有生命质感的真诚表达，是赋予角色生命的艺术形式。表演一直以来都没有被视为单纯的技术输出，而是在生命能量、身体经验与观演关系之中展开的复杂过程。

　　众所周知，表演艺术之所以感人，是因为真人表演需要利用有血有肉的身体向观众展现角色的“活的过程”，这种“活的过程”不仅指涉演员在生理、心理上带来的表演真实感，还更具有“灵韵性”“在场性”与“情动性”的生命质感。AI角色虽在视觉上非常逼真，但仍难以达到观众所熟悉的观赏体验，这种差距揭示了AI演员与真人演员在审美层面的根本区别。

《砚边青梅》海报

　　真人表演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表演所具有的“灵韵”上。德国文艺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指出，机械复制时代之前的艺术作品在具体时空中的独特存在，使其具有一种不可复制的、令人产生膜拜的“灵韵”价值。对演员而言，这种“灵韵”是其在特定情境中所呈现出本真性或原真性的生命质感，即由经验、气质与创造力共同生成的独一无二的存在状态。《觉醒年代》《山海情》《人世间》《生命树》等电视剧中那些令人难忘的角色之所以能进入观众记忆，在于演员通过对人物气质与精神的把握，使角色获得了某种难以复制的“神韵”。

　　其次，是表演的“在场性”。真人表演是演员通过身体媒介，以具身化的感知系统为基础，在特定时空中通过身体行动、情绪流动与注意力指向，与观众建立真实且基于当下的互动关系，从而构成不可复制的审美事件的能力与状态。演员的身体不是单纯的肉体，而是融合感知、呼吸、能量、情绪和行动的综合体，所以表演并非对既有结果的再现，而是在具体的规定情境中不断生发的过程。演员的身体在场，就会使表演具有开放性与不确定性。同一角色在不同演出场次中的细微变化，同一情境中因对手反应而产生的即时调整，都会使表演呈现出无法预设的当下状态。当下的在场性，构成了表演无法被标准化衡量的基本特征之一。相较之下，人工智能的输出依赖于既有模型与参数，其情绪表达变化仍然属于预设范围之内，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感知当下”，难以与观众形成真实的情感互动。

　　最后，是表演的“情动性”。在表演中，情感并非外在符号的组合，而是由身体经验与心理过程共同激发的内在动力。演员在长期训练与生活积累中形成的感受力，使其能在特定情境中触发复杂而细腻的情动状态，并通过微妙的生理与心理反应呈现出来。近年来优秀影视作品中那些具有穿透力的表演瞬间，往往并不依赖强烈的情绪宣泄，而是在克制与隐忍中完成对观众的“击中”。这种“击中”并非简单的感动或感染，而是更为复杂的审美经验，即在某一瞬间与角色、与演员或与自身经验发生重叠。人工智能可以模拟情绪的外在形式，却很难真正生成这种源于生命体验与情感冲动的情动机制。正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所说：“AI人的眼泪是画出来的，但我的眼泪是从身体里流淌出来的，有温度、有味道。”

　　人工智能发展，改变的主要是表演的形式结构与技术条件，而非其内在的美学机制。更进一步看，人工智能介入也为表演艺术提供了新契机。在虚拟与现实不断交织的当下，人机协同成为新的创作方式，演员不再只是表演的执行者，而逐渐转向具有更强主体性的创作者，表演并未消失，反而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获得新的表达维度。

　　与其说AI在“取代”演员，不如说它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表演究竟是什么，什么样才是真正好的、打动人心的表演。真正需要被澄清的问题，不是“真人演员是否会被AI取代”，而是如何在数智时代重新理解表演，理解技术进步与艺术的演变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潜在联系。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