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作者：孙彦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近日，英国国债市场持续承压。9月2日，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5.29%，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92%，为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此次英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与全球债市调整具有较强同步性，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也升至多年来高位，反映出市场正在重新评估各国通胀、利率和政府债务前景。

　　中东局势紧张不断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通胀预期，主要经济体国债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对债券供给增加的担忧上升。同时，投资者对主要经济体利率维持高位甚至重新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有所增强，多重因素共同推动全球长期国债收益率走高。就英国而言，除全球债市波动这一共性背景外，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令其在本轮冲击中显得尤为脆弱，国债收益率走高也进一步压缩了伯纳姆政府的财政政策空间。

　　当前英国经济呈现出增长乏力、债务高企和通胀压力并存的复杂局面。首先，英国长期经济增长偏弱，而公共支出压力却持续上升。过去十多年，英国投资不足、基础设施老化、住房供给不足等结构性问题一直存在，生产率增长缓慢，经济潜在增长动力不足。英国经济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长期处于较低增长轨道，近年来增长动能进一步减弱。2026年以来，经济增长仍较为疲弱，各机构对全年经济增速的预测均在1%左右。经济增长乏力意味着税基扩张有限，而人口老龄化、医疗、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等支出需求持续增加，由此形成财政收入增长较弱与公共支出刚性较强并存的局面，财政收支平衡面临长期压力。

　　其次，英国公共债务规模处于较高水平，市场对其财政可持续性的敏感度不断上升。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底，英国公共部门净债务达2.985万亿英镑，相当于GDP的94.1%，债务率处于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高位。在债务存量较大的情况下，收益率上升会通过新发国债和到期债务再融资较快传导至政府融资成本，并增加债务利息支出，进而挤压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投资的财政空间。较高的债务水平意味着英国财政对融资成本变化更加敏感，也使市场更容易将收益率上升与财政可持续性联系起来，从而形成财政压力与市场风险溢价相互强化的局面。

　　最后，英国通胀回落仍面临阻力，限制了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当前工资和服务价格上涨仍对通胀形成支撑，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又增加了通胀反弹风险。在此背景下，英国央行进一步降息需要兼顾经济增长与通胀风险，市场普遍预期未来利率下行空间有限。当投资者认为较高通胀和较高利率可能会持续更久时，就会要求更高的长期债券收益率。此外，英国部分国债与零售价格指数（RPI）挂钩，通胀上升还会提高相关债务的偿付成本，进一步加大财政压力。

　　值得关注的是，伯纳姆政府的执政抱负与当前经济财政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伯纳姆自今年7月上任后，将缓解生活成本压力、改善公共服务、推动再工业化和促进经济增长作为重要政策方向，并希望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提升英国长期增长潜力。伯纳姆政府计划于10月28日公布首份财政预算案，届时如何筹措资金、如何安排公共支出，以及如何在兑现执政承诺与维持财政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从经济逻辑看，伯纳姆政府强调增加公共投资有一定合理性。长期投资不足、基础设施薄弱、住房供给不足和生产率增长缓慢，是当前英国经济面临的突出结构性问题。如果能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更多投向住房、交通、能源、科技和产业相关基础设施等领域，并通过公共投资撬动私人投资，改善经济供给能力，那么适度增加财政支出的确有助于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并从根本上改善债务可持续性。

　　然而，国债收益率走高正在压缩这一政策思路的实施空间。高收益率意味着政府发行新债和为到期债务再融资的成本走高，债务利息支出也随之增加，从而挤压公共投资空间。由此，伯纳姆政府面临着颇为棘手的政策权衡，既要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又要增加公共投资和改善公共服务，同时还必须控制财政赤字、稳定债务市场。如果主要依靠举债来扩大支出，可能进一步推高国债收益率；如果主要通过增税筹资，很可能抑制消费和企业投资；如果压缩其他公共支出，又可能与其政治承诺产生冲突。实际上，近期国债收益率飙升已明显压缩了政府的财政缓冲空间。

　　综上所述，近期英国国债收益率走高暴露的并非单纯的债务问题，而是低增长、低生产率、高债务与高公共投资需求长期叠加造成的经济治理困境。当前西方主要经济体都面临债务增加和长期利率上升的共同挑战，英国很难再依靠全球低利率环境获得廉价融资，必须通过自身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增长动能。如果政府能够显著提高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通过有效投资改善生产率和供给能力，仍有可能以较快的经济增长部分抵消高融资成本，并提振投资者信心；反之，如果财政扩张不能改善经济供给能力，则可能在低增长、高债务和高利率之间形成相互强化效应。对于伯纳姆政府而言，真正的考验是能否将有限财政资源转化为生产率和增长动力，尽快在改善民生、扩大投资与维护财政稳定之间形成良性循环，这也将成为其能否兑现政治承诺的关键。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6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