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春芳（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学人小传

　　张世英（1921—2020），湖北武汉人。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在经济系、社会学系、哲学系学习。1946至1952年先后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外国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张世英文集》等，主编《黑格尔著作集》中文版。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昆明正式挂牌成立。那时，张世英还在读高中。三年后，他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从此与这所战时学府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在抗战硝烟中的西南联合大学，张世英先生完成了大学学业。晚年回忆起那段岁月，他话语间仍洋溢着无限眷恋与深情。他常常对人说：“我这一生最值得回味的，就是在西南联大的日子。”说这话时，百岁老人的眼中透着光。那光里，有昔日山河破碎的沧桑，有一段青春与理想相互滋养的滚烫记忆。

　　1981年，张世英（右二）与贺麟（右四）、汝信（左四）等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答辩后合影。

　　天下担当，学术热忱

　　1942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倒孔运动”席卷西南联大校园。其时，日军进攻香港，国民政府派飞机前往香港接回滞留爱国人士，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家人却带着仆役、财物甚至宠物狗登上了飞机，激起公愤，许多西南联大学生上街游行。1944年3月，孔祥熙计划到西南联大演讲，被以“无礼堂”为由拒绝，只好改去相邻的云南大学。主办人黄仁霖先到场，试图压制西南联大、云大两校学生，被大家用口哨和呼喊顶了回去。孔祥熙到场后十分胆怯，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孔子后人，也当过小学教员”，姿态卑微。张世英说，这些场景他永远难忘，如果写成剧本一定很精彩。

　　夜晚的西南联大，又是另一番景象。全校师生挤着去听刘文典先生讲《红楼梦》，一间教室容不下，便换一间，最后索性移到昆华中学的露天大院，上千人席地而坐。刘文典那天迟到了许久，可没有一个人抱怨，大家都安静地等候。刘文典博闻强记，讲座深入浅出，当晚，意犹未尽的学生们在讲座结束后，依然围着他追问《红楼梦》里的隐喻，探讨佛学的奥义，久久不愿散去。张世英还曾在露天大院听冯友兰讲《论道统》。冯友兰留着大胡子，穿长袍马褂，拎黄色大皮包，说话略带口吃。张世英当时就读的是经济系，并非哲学系，虽然听得似懂非懂，却被冯友兰的智慧与热忱深深吸引。

《哲学导论》

《万有相通：哲学与人生的追寻》

《黑格尔辞典》

　　张世英晚年，依旧珍藏着抗战时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原版教材，纸张轻薄，字迹透纸，边角早已泛黄，却被他呵护得完好无损。这部案头书，陪伴了他一生，见证了他从一个懵懂的青年，成长为一代哲学大家。

　　“白天是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晚上却是浓厚的学术氛围。”张世英感慨道，“民主抗争与学术热忱并存，这是西南联大最动人的缩影。”

　　西南联大教育的宗旨在于自由人格的塑造，赋予个体自我发展之能力。除了具备专业技能，更注重身心的和谐、高尚的人格、审美的情怀与健全的心理素质，并致力于培养超越个体的社会责任和天下担当。

　　关于西南联大的学风，陈岱孙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序言中写道：“我们不得不把这成果归功于同学的求知愿望和教职员的敬业精神。而这二者实植根于以爱国主义为动力的双方共同信念和责任感。其一，为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前方战事有时遭到挫折，但西南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信念是绝不动摇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们终究要‘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其次，是联大师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所具有的责任感。联大预测到，胜利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国家此时将需要一大批各方面的建国人才。‘中兴业，须人杰’，责无旁贷，我们要承担起提供这人才的重任。”

　　兼容并包，文理交融

　　很多人问，西南联大为何能在山河破碎、战火纷飞的境遇下培育出那么多卓越的人才？张世英说，自己的看法和杨振宁高度一致，学术自由、思想包容、师生平等，这是西南联大的灵魂所在。

　　西南联大时期，师生们辗转流离，物质条件极度匮乏，校舍多为土坯茅草房，衣食亦常常难以为继。然而，正是这样的艰苦岁月，让人们对思想、精神与心灵的追求，愈发纯粹而迫切。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追求无关功利，只为汲取知识的力量，积蓄救国的底气，探寻民族独立的出路。

　　当时的西南联大，没有森严的学科壁垒，学生不必囿于本专业，可自由旁听各院系课程，师生跨界听课、论学问道，更是常态。也因此，西南联大的旁听风气极盛，促进了文理的交融。文科生能汲取理科的严谨逻辑，理科生能涵养文科的人文情怀，工科生能兼具社会责任感与审美素养。学术自由的氛围浸润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师生互相听课更是常态。张世英虽就读文科，却先后旁听了多门外系课程，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早早地开阔了自己的人文学术视野，奠定了兼容并蓄的治学格局。其中令他印象尤为深刻的，便是吴宓先生讲授外国文学。据他回忆，吴宓长相奇特，性格风流不羁，讲课极具风采。他讲解莎士比亚的诗篇、柏拉图的哲思时，总能巧妙关联《牡丹亭》《红楼梦》等中国古代经典，将西方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化完美融合。他风趣而深刻的讲授，总是让同学们如痴如醉。

　　西南联大有一门课多位老师合开、允许公开辩论的传统。冯友兰秉持程朱理学的观点，贺麟则信奉陆王心学，两人在课堂上针锋相对，私下却是惺惺相惜的挚友，常在一起探讨学术、切磋学问，这般景象，堪比宋代的鹅湖之会。张世英说，在思想的碰撞中探寻真理，这就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最真实的样子。

　　张世英回忆，物理系的杨振宁，是著名学者杨武之先生的儿子，少年时代便显露出过人的天才，敏锐聪慧，对各类知识都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彼时理科生住楼上，文科生住楼下，二人虽学科不同，却常聚而论辩、交流切磋，在思维碰撞中彼此启发。他与杨振宁等理科生常常畅谈学术、共话家国，文、理、工、法、商等学科相互渗透，彼此滋养。跨学科的视野让西南联大学生在烽火岁月中拓宽了眼界，锤炼了综合素养，坚定了报效国家的信念。

　　西南联大所以能培养出众多人才，与其教学理念、人文教育有密切关系。兼容并包的精神，自由探讨的学术，思辨能力的培养等，是西南联大能培养出优秀人才的重要因素。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提到他当初在北大办学的指导思想：“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这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对北大精神与北大传统最精练的概括，也体现在西南联大的精神之中。烽火岁月里，物质的匮乏未曾磨灭张世英等师生的求学热忱，文理交融的教育理念，让知识打破了学科的界限，也让每一颗渴望滋养的心灵，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得以丰盈，成为那段艰难岁月里珍贵的精神财富。

　　君子之风，赤子之心

　　西南联大的教授各具风采，却都有着同样的赤子之心与学术风骨。

　　来自清华的教授，大多严谨守时，其中给张世英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先生。他办公、上课，分秒不差，讲课逻辑缜密、言简意赅，没有一句废话。下课时间一到，无论讲到哪里，他都会准时下课，从不拖延。而来自北大的教授，则往往多了几分随性。他们的课堂，自由而洒脱，常常能碰撞出意想不到的思想火花。

　　当时历史系最吸引学生的是雷海宗先生的课程。雷海宗讲课，善于梳理脉络，穿插着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把枯燥的历史讲得鲜活有趣，引人入胜。而张世英本专业的历史课，老师只是照本宣科，枯燥乏味，所以他逃课去旁听历史系的课。“很多学生都愿意去听雷海宗先生的课。虽然我这门课的老师仅给了我70分，可我知道，靠雷海宗先生习得的历史知识，是我那个学期最大的收获。”张世英晚年回忆起这些往事，依旧满心感激。

　　西南联大师生之间，没有森严的等级。学生们从不拘谨，课后常常跟随老师追问学术问题，哪怕观点对立，老师也不以为忤。金岳霖先生上课，从不摆师长的架子，允许学生提出不同的观点，哪怕学生直言他观点荒谬，他也只是默默思索，不恼不怒。梅贻琦校长被学生当众指责，他也和颜悦色、淡然处之。这份涵养和包容，很好地诠释了西南联大精神。

　　张世英曾对我忆及一件往事。在彼时学生眼中，他的导师贺麟被归为相对保守的一派。张世英与夫人彭兰结婚时，彭兰因此不赞成请贺麟担任主婚人，而是坚持邀请闻一多与冯文潜一起出任主婚人。贺麟得知此事后，非但毫无芥蒂，反而主动祝贺学生的婚事，胸襟豁达磊落，尽显长者风范。我想，这恐怕是现在很多人做不到的。张世英后来时常感念：“西南联大的老一辈学者，大多格局开阔、不计小节，他们心中装的，从来都是学术与家国，而非个人恩怨、一己之私。”我们从中不仅能深切体悟贺麟的豁达胸襟，亦能感受到张世英的赤诚坦荡，这正是西南联大师生品格的生动注脚。

　　彼时的昆明，虽远离战火中心，却也时常被敌机的轰鸣惊扰，“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但警报一解除，大家便立刻返回校园。西南联大躲避日军空袭时，也留下了诸多趣闻与唏嘘往事。梅贻琦校长素来沉稳，即便敌机轰鸣来袭，他依旧步履从容，缓缓撤离，那份临危不乱的气度，令大家啧啧称赞。

　　彼时的沈从文，出身贫寒，没有正规学历，处境清微，不被某些人看重。对此，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张世英常为沈从文打抱不平。他说，谁也未曾料到，就是这样一位被人忽视的学者，日后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

　　张世英感叹西南联大的学术空气时对我说：“那个时候的人啊，不知怎么回事，我很少碰到为人小气、心胸狭隘的。大家治学处世，多有海纳百川的气度。那种轻松自由、思想深沉厚重、不汲汲于世俗功利的氛围，滋养了我的一生。我后来能有一点学问上的小小成就，都离不开西南联大这段经历。”

　　追求真理，一生底色

　　张世英的青春，是在西南联大的烽火中度过的，而西南联大的精神，也深深融入了他的血脉，成为他一生的底色。

　　张世英年少时骨子里就有一股耿直与倔强，因抨击时弊，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最终没能拿到高中毕业证。可这份坎坷，并没有磨灭他的理想。考入西南联大后，立志救国济世的他，最初选择了经济系，希望能用经济学的知识改善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可深入学习后，发现经济学所充斥的功利色彩并不合乎自己的理想，于是慢慢转向了哲学，希望可以在思想领域探寻救民族危亡于水火之中的根本之道。后来，在冯友兰、贺麟等先生的影响下，他最终转向哲学研究，走上了一条探寻自由、真理与意义的道路。

　　在进入西南联大之前，张世英一直习惯写文言文。进入西南联大后，在李广田先生的指导下，他开始练习写作白话文。大学一年级时，他曾创作了一篇《人与枯骨的对话》，想象新奇，立意深刻，受到李广田的表扬。文章以戏剧体对话展开，叙述了主人公“我”在寒夜灯下，追问一具枯骨，为人之时可曾有悲欢、执念、奔波、爱恨及悔悟？枯骨出人意料地向“我”讲述他的经历，坦言人世间拼命追求的虚名浮利不过是过眼云烟，看似精明的算计终究会困住心灵，唯有精神的澄澈，心灵的坦荡，胸襟的超越，才能在时光的淬炼中，留下不朽的印记。最终，枯骨告诉“我”，世人多困于私欲之牢笼，而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不在于物质的获得，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在于看清世俗的浮华，却不盲从；历经世事的沧桑，却不沉沦；坚守自身的底线，却不狭隘。唯有心怀天地，坦荡前行，以纯粹之心待人，以豁达之心处世，方能在岁月的长河中，守住精神的本真，成就真正的自我。这场超越生死的对话，是青年张世英对存在的一次顿悟，浸透着超越年龄的哲思，饱含着对生命、存在与价值的追问。他将青春的迷茫，对世界的困惑与对真理的探寻都融入其中，可以说是张世英“诗与思”的开端，为他日后深耕哲学、建构“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乱世里的青春，从来都不只书斋里的静读，还有心怀家国的赤诚。西南联大后期，时局愈发凶险，山河飘摇之际，西南联大爱国学子以笔为戈，民主爱国的抗争从未停歇。1945年12月1日，“一二·一”运动爆发，四人惨遭屠戮，其中两人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的热血激起了全国反独裁、反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高潮。闻一多、费孝通、潘光旦等西南联大教授，不惧强权，毅然挺身而出，奔走呼号、带头抗争，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气节，守护西南联大的精神火种。国民党当局忌惮进步力量，企图逮捕进步教授，还在西南联大操场集结重兵施压。据张世英回忆，大会之上，费孝通慷慨激昂登台演讲，国民党当局用来威慑的枪炮，在天空中肆虐呼啸。然而，西南联大的先生们，在生死安危面前，依旧从容不迫，风骨凛然。这种气节，穿越岁月，至今依旧令人动容。

　　1946年张世英即将毕业离校之际，李公朴遇刺，整个昆明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他离开昆明抵达贵阳时，便听到闻一多被特务枪杀的噩耗。此前，已有特务到闻一多家门口喊话警告，他完全可以选择安全撤离，可性格刚烈的闻一多，执意留下，不愿退缩，最终，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下。闻一多是张世英和夫人彭兰的主婚人，也是彭兰的业师。闻一多的遇害，让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悲痛万分，也让张世英更加明白，文人的风骨，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危难时刻的担当。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那些在滇中大地辗转的身影和回响的弦歌，却从未被时光所遗忘。

　　万有相通，向光而行

　　从西南联大毕业多年后，张世英立足中西方古典哲学与现当代哲学的比较研究及深度反思，以宏大缜密的哲学思维、融通中西的学术视野，建构了一种突破固定的概念框架，超越现实、拓展未来的哲学，他称之为“希望哲学”。

　　希望哲学旨在摆脱传统哲学抽象思辨的固化范式，主张以诗意哲学取代概念化的抽象推演，以此区别于固守现实、后知后觉的“猫头鹰哲学”。其核心在于以万有相通、万物一体为根基阐释宇宙万物的内在关联，主张从事物当下的“在场”体悟背后隐存的“不在场”之无限意蕴；借助想象超越并消融主客二分的对立思维，勘悟有限个体与无限宇宙相融相通的关系。他进一步提出“美感的神圣性”，确证审美是抵达精神最高自由的根本路径，指出人生的终极价值与最高意义，正在于超越主客二分的隔阂，进入万物一体、物我两忘的崇高精神境界。

　　我曾撰写过一篇题为《论张世英的希望哲学》的论文，在我看来，张世英的“希望哲学”，既是诗意的哲学，是智慧的哲学，也是道德的哲学，是他一生学术追求的写照，更是西南联大精神的延续与升华。张世英曾说：“把‘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理解为单纯的悠闲自在、清静无为的看法，是对超越的误解，这种所谓超越，实无可超越者、无可挣扎者，既无痛苦磨炼，也谈不上圣洁高远。”人的精神超越之路注定是充满艰难的，用张世英的话来说，“超越之路意味着痛苦和磨炼之路”，但是这才是通向希望的唯一的道路。

　　在张世英看来，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引导意义和希望的问题。“希望哲学”关心的最终极的问题是人生意义，以及如何实现人生意义。这种哲学思想，与西南联大的精神一脉相承。西南联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正是“万有相通”精神在教育领域的生动体现。张世英的“希望哲学”接续了熊十力、冯友兰等人的哲学传统，发掘出中国哲学在当代哲学的世界版图中的独特价值和积极意义，建构了具有原创性的哲学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世界范围内的观念、文化和利益的冲突，他努力从中国古代的哲学中寻找智慧，以超越中西方传统哲学的思维、观念和表达，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生命格调，体现出中西方哲学思想剧烈碰撞下鲜活而又自信的文化品格。

　　张世英常说：“审美意识给人以自由。”他反对把想象置于思维的下层，认为想象诞生于思维的极限处。正是基于想象，哲学才能对真理问题、历史问题、传统和现在的问题有新的认识。

　　“做一个有诗意的自由人。”这是张世英对后学的期许，也是他一生哲学追求的写照。西南联大塑造了他的人生格局，而他则以毕生的哲学探索，延续和光大了西南联大精神。正如他所言，西南联大老一辈学者大多格局开阔，以学术为天下公器，以教育为民族命脉。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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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