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阴元涛（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在古希腊历史研究中，铭文是最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希腊铭文多以石刻为主要形制，质坚字固、传世历久、内容丰富。这些铭文石刻不仅是希腊文明的重要承载者，而且是城邦历史的直接见证者：城市中心碑石成林，巍然矗立，作为承载文明与记忆的物质遗存，静默地存在于公共空间之中；而铭刻其上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诸多层面，则从多个维度记录并见证了希腊城邦的形成、发展与繁盛。

　　在早期的希腊铭文中，可以清晰地辨识文字初生的印记。早在青铜时代，希腊世界便已出现线形文字，多见于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王宫遗址的泥板文书。线形文字B的成功破译，成为解读迈锡尼文明的关键所在。线形文字B是目前所知最早记录希腊语的书写体系，但其使用范围有限，仅限于王宫的经济与行政管理。它既不进入公共领域，也不用于社会交流，更无法承载叙事与思想的表达。至公元前12世纪末，迈锡尼文明骤然中断，王宫体系崩解，文字亦随之消失，希腊世界自此进入所谓的“黑暗时代”。直至七百年之后，希腊文明再度达到高峰，迎来辉煌的古典时代。此时的希腊语已趋成熟，草纸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绝大多数古典著作也正是经由草纸文献传之后世。显然，线形文字B与古典希腊语并不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前者的消匿与后者的繁荣之间，似乎缺失了一段文字再生和演变的关键环节。希罗多德仅笼统提及希腊人曾向腓尼基人学习并创造了新的字母表，但对具体过程语焉不详。文献所能提供的线索止步于此，而希腊铭文则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现有铭文证据显示，与线形文字B相比，希腊字母在形制和结构上与腓尼基字母更为接近。以字母表前三个字母为例，腓尼基字母aleph（牛）、beth（房子）、gimel（骆驼）各自具有明确的词义；而希腊字母alpha、beta、gamma却仅以表音符号存在，失去了表意的指向。据此推断，希腊字母是在吸收并改造腓尼基字母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的时间先后关系。而早期希腊铭文右起左行的书写方向，也显然承袭自腓尼基传统。其后出现的隔行逆序的书写方法（即“牛耕式书写法”），则通常被视为从右起左行向左起右行过渡的阶段性产物。此外，希腊铭文还为研究古风时代希腊字母的形制变化与书体差异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可以说，语言上的整体一致性为城邦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共同基础，而地方性的书写差异，则映照出希腊城邦世界多元并存、各自发展的格局。

　　法律是奠定希腊城邦文明的基石。古风时代，随着人口聚集、社会分化和公共事务的不断增加，仅凭习俗、传统和个人权威，已难以有效调节城邦内部的利益冲突与权力关系。在现实压力下，成文法逐渐取代口头法，而法律一旦被刻勒于石，便获得了公开性和持久性，从而成为维系城邦秩序的重要支柱。早期的成文法多以铭文石刻的形式保留下来，克里特的德莱洛斯法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古希腊法律铭文。这篇定年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的法律虽然寥寥数行，却首次以“城邦”之名做出集体决断，直面城邦体制、官员任职、司法惩戒等诸多问题。此后，希腊城邦相继立法，通过立法规范公共秩序、缓解社会矛盾。以雅典为例，最著名的两位立法者是德拉古和梭伦。德拉古法是严刑苛法的代名词，用以整肃社会风气；梭伦旨在平衡贵族与平民的利益，调节社会矛盾，轻责罚而兴民主。尽管没有直接的铭文证据，但他们却开启了雅典成文法之先河。据传，梭伦新法大多刻在木柱之上，普鲁塔克曾经引用了梭伦的法律，甚至直言亲眼看到了原始的木柱刻文。及至古典时代，雅典城邦颁布并刊刻了众多法律和法令，深度参与城邦的治理，堪称依法治邦的优良典范。可以说，城邦并非在秩序确立之后才开始立法的，相反，正是在法律被刻石、被公布、被遵守的过程中，城邦作为政治共同体逐步成形。

　　宗教是透视希腊城邦文明的重要维度。正如牛津大学古典学教授罗伯特·帕克所指出的，希腊宗教并非独立存在的信仰体系，而是深度“嵌入”城邦生活的各个方面。此种“嵌入”在石刻铭文中得到充分而直观的体现。首先，铭文的刻写源于民众对神明崇拜与敬奉的表达需要。以金、石等耐久材质制成的献祭品上，往往刻有奉献者的姓名或简短的献词，用以昭示虔敬之心并祈求神佑。其次，司祭、司库、执政官等城邦官员在宗教事务中的职责与权力也频繁见诸铭文记载，显示宗教事务早已被纳入城邦制度化管理的框架之中。再次，贡金碑、物帐碑、圣界碑等铭文形式，强调了神明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它们不仅记录了宗教资产的收支与管理，更通过勒石方式，将“神圣”变为可看见、可遵循的公共规范。在雅典帝国时期，贡金碑详细刻载了各个盟邦进献给雅典娜女神的贡金数额，成为后世研究雅典帝国的关键史料。在对希腊铭文进行整理和分类的过程中，铭文学家还有意将与宗教有关的铭文划归一类，统称“神圣法”。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神圣法”实际上是规范宗教崇拜行为的准则，具有管理、指导和惩戒等功能。可见，宗教通过铭文这一书写形式，深度嵌入城邦的公共空间、行政管理与集体记忆之中，构成城邦文明得以维系的重要精神与秩序基础。

　　在古希腊世界，“公民即城邦”的政治理念，形塑了以公共参与和集体决策为特征的政治实践。古典时代，雅典公民大会掌握城邦最高政治权力，凡经公民大会依照程序表决通过的决议，即形成具有公共效力的法令，成为城邦治理的重要依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记载道，雅典一年分为10个轮值期，每个轮值期举行4次公民大会，全年约召开40次。根据丹麦古典学家汉森的推测，公元前403至前322年，公民大会可能举行约3000次会议，通过的法令或多达3万项，而这尚未包括议事会、德莫等政治主体通过的其他法令。尽管并非所有法令都会勒石刊布，但得以刻石保存者，往往涉及城邦政治、财政、外交等重要事务，构成雅典官方记录的重要来源。民主政治推动并强化了雅典铭刻传统的发展，使其达到古希腊世界前所未有的规模。现存阿提卡铭文约有两万篇，占全部已知希腊铭文的两成以上，数量远超希腊其他城邦；其年代分布又主要集中于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基本同步，反映出民主制度与铭刻传统之间的密切关联。铭文石刻通常被置于卫城、广场等公共场所，使城邦的集体决策持续呈现在公民面前，并在公开展示中强化其规范性与权威性。在铭文学视域下，民主政治理念通过城邦法令的刻写与刊布，转化为一种可视化的公共实践。

　　综观希腊铭文所保存的历史实践可以发现，文字为城邦提供了共同的表达基础，法律通过刻石实现了秩序的公开与稳定，宗教规范借助铭文融入公共生活，民主则在公共决策的书写与展示中获得了制度形态。这些要素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铭文这一书写媒介中相互交织，共同勾勒出城邦文明的发展图景。由此可见，希腊铭文不仅记录了城邦历史，更促进了公共秩序、政治共同体与城邦认同的建构，成为理解希腊城邦形成、发展与繁盛的重要载体。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