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姬庆红（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罗马人的谚语“Major exlonginquo reverentia”（远则敬） ，精准道出了汉代中国与罗马远程交往的心理底色。公元前后，两大古典文明东西并盛，却因山河悬隔，安息居间扼道，只能借陆海、草原通道经居间族群间接往来。彼此互闻其名、互通物产而几无亲至，遂生成虚实交织的理想化认知：汉代以罗马为对等文明，号之“大秦”；罗马将汉代中国塑造为东方理想国度，谓之“赛里斯”。此种双向美化根植于本土现实，经由文化过滤形成主观投射，反之又持续推动外交探索与民间商贸，塑造了中西早期跨文明交往的典型特征。

　　一

　　两汉对罗马的零散记载，见于《汉书·西域传》与《西域风土记》（仅存佚文），较为系统的叙事则出自南朝范晔的《后汉书·西域传》“大秦”条。汉代对罗马的称谓源自《史记·大宛列传》中的“黎轩”，后写为“犁轩”，东汉时文献始称“大秦”，亦别称“犁鞬”“海西国”。学界围绕大秦地望历来聚讼不绝：埃及亚历山大里亚说、叙利亚安条克或大马士革说、犁鞬与大秦对应帝国东（亚历山大里亚）西（罗马）都城说等。然而，各家所指皆不出罗马帝国疆域范围。

　　《后汉书》所载大秦风貌，最能体现汉代士人对罗马的认知特点，兼具域外实况的描摹与本土观念的附会。史载大秦疆域广袤，幅员数千里，辖城四百有余，附属小国数十，基本勾勒出罗马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规模，认可其西方雄伟大国的地位。书中对其政制的记述颇具理想色彩：大秦君王出巡常设函匣，任由民众投状陈情，回宫后亲理曲直、裁定是非，官府皆存文案备查；朝中置三十六重臣共议国事，秉持尚贤尚德之道选立君主，若逢灾异乱象便更立新主，废退之君亦安然逊位、无所怨怼。此类记述虽与罗马政体不尽相符，却隐约反映出罗马共和体制的民主治国及其在元首制时期的历史余绪，也契合汉代尊德尚治、推崇贤君和安民固本的政治理想。

　　在经济层面，典籍盛称大秦“谷食常贱，国用富饶”，拥有各类奇珍异物，如夜光璧、明月珠、珊瑚、琉璃、火浣布以及珍贵香料苏合等，品类繁多；其地交易公允，市无二价，通用金银钱币，贸易获利十倍，足见时人对大秦富丽多宝的渴慕和其商贸秩序井然的欣赏。在人物风貌认知上，汉人称大秦民众“长大平正，有类中国”，形貌风仪近于华夏，将其视作可与中原文明并列的远域礼义之邦。同时，《后汉书》也糅合诸多上古神话叙事，将大秦置于日落极西的荒远仙境，毗邻西王母的昆仑秘境，称其宫室皆以水晶为柱，极尽瑰奇华丽。依据零散实录，糅合异域遐想，汉代逐步建构出对罗马文明虚实相融、意象美好的域外形象。

　　二

　　与汉代较为全面地构建大秦的文明图景相比，罗马对汉代中国的认知主要聚焦丝绸为主的商贸物产，而极少关注其政治、社会和民生领域。随着海陆丝路逐步贯通，罗马对汉代中国的称谓也不断变化。罗马早期承袭希腊化时代斯特拉波的地理叙事，以“Seres/Serica”泛指东方产丝族群，囊括安息以东的广阔区域。公元1世纪中叶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根据印度洋海上商贸见闻，新增了“Thin/Thinae”称谓，专指海路传闻中东方南部的产丝之地，由此形成了罗马世界对遥远东方二分的地理格局：陆路通商的北方丝国Seres，与通过海路往来的南方国度Thinae。

　　丝绸作为跨域贸易的核心商品，成为罗马人认识遥远东方的重要媒介，深刻塑造了其社会风尚与精英集体心态。及至公元前1世纪中期，丝绸跻身罗马顶级奢侈品，深受贵族青睐。凯撒以丝绸帷幔铺陈公共仪典一事，足见其风靡之势。不过，丝绸昂贵，大量输入会引发严重的贸易逆差，黄金白银持续东流，这促使罗马元老院出台禁令，限制男性穿戴丝绸，折射出罗马社会对汉地丝绸既爱慕又警惕的内在心理张力。

　　因陆海远隔、信息辗转失真，罗马对蚕丝来源的误解长达百年。帝国前期的维吉尔、斯特拉波、老普林尼等学者普遍认为蚕丝源自树木的绒毛。直至2世纪中期，希腊作家包萨尼亚斯提出蚕丝为虫类吐丝所成，才推动相关认知逐步趋近事实。罗马人对“赛里斯人”体貌特征的认识也存在偏差，老普林尼描述他们魁梧健硕、红发碧眼，实为斯基泰、吐火罗等中亚丝路居间族群的形象。

　　在对精美丝绸想象的基础上，罗马作家进一步将赛里斯国塑造成物产丰盈、世道安宁的东方乌托邦。由斯特拉波、老普林尼的记载和阿富汗贝格拉姆等遗址出土文物可知，除丝绸外，汉代的精铁、成衣、药材、皮毛、织锦、玉器和漆器等手工业品，皆经安息、印度等族群居间转运持续西传。塞涅卡、老普林尼称赛里斯位于旭日东升的极东之境，2世纪的伪琉善听闻此地气候宜人、水清土沃，民众质朴寡欲、饮水为生，寿命可达三百岁。2世纪末，叙利亚学者巴戴桑援引商旅见闻，称汉王朝礼法严明、民风淳厚、人口兴旺，可谓太平盛世。

　　罗马文学对赛里斯的叙事兼具乌托邦想象与强权戒备心态，在塑造其和平淳善形象的同时，也认可其国力雄厚、军备精良，将其视作与帕提亚、印度并列的远方强权。受无远弗届的帝国意识影响，诗人贺拉斯、卢坎在文学作品中流露出对赛里斯神秘实力的戒备与征服诉求，形成对赛里斯的矛盾文学叙事。

　　三

　　亚欧大陆中部群山横亘、荒漠广布，天然地理屏障阻断东西直通往来，加之安息政权居间扼守丝路要道，刻意阻遏汉与罗马的官方遣使交往，造成双方几乎难以直接接触。汉文史书“安息遮阂，不得自达”的记载与甘英出使大秦受阻折返的史实互相印证。安息为垄断丝绸中转贸易，阻隔两大文明的直接交流，凸显古代跨文明交往对中转政权的高度依赖。

　　受商贸利益驱动，居间商贾与中转势力选择性传播异域物产繁盛、风物奇异的叙事，刻意渲染域外强盛，遮蔽社会现实问题。长期信息闭塞形成的认知空隙，逐步被汉代、罗马本土的文化观念与价值期许填补。在缺失实地探访、官方往来与信息互证渠道的前提下，零散的理想化域外传闻无从核验真伪，经层累衍变，最终塑造出乌托邦式的异域美化意象。汉代依托天下五服秩序与昆仑灵域的古老知识，赋予大秦富庶神圣的想象，结合本土仁政理想，使之成为士人寄托治世愿景、观照本土政教现实的镜像。罗马则立足地中海文明中心，将遥远东方视作脱离世俗腐化的纯净空间，投射质朴德性和品性良善的愿景，借以对照自身奢靡乱象。

　　两汉与罗马对彼此的美化认知，固然深受自我中心视角与域外观念的影响，所建构的他者形象虚实交织、幻真并存，但其仍根植于双方真实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二者将对方视作文明昌盛、对等的大国，并非全然向壁虚构。彼时的两大文明同处盛世，疆域与人口规模合计占据旧大陆核心区之半，又持续向外拓辟商贸通道，辐射范围于印度洋沿岸形成交汇。在求知欲与经贸利益双重驱动下，双方皆萌生相互探寻、谋求往来的意愿。加之交往两地悬隔万里，不存在直接地缘冲突，更易于产生远而敬之的好感。

　　换言之，这种具有美化色彩的域外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未知带来的疏离与猜忌，弱化了华夷秩序与地中海中心主义的偏见，成为亚欧文明远距离平等交往的前提。虽受间接信息限制，双方未能实现思想、制度的深度互鉴，但这种以正向想象包容异质文明、消解文明对立的互动模式，保障了丝路交流的延续，也成为古代亚欧跨文明平等共生、良性互动的典型范式。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