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薇（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近代以来，宋明理学之所以被视为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形态，主要是它建构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这种理解当然揭示了理学的重要成就，却也容易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理学主要是一种抽象理论，与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

　　然而，如果细读程朱、陆王等人的著作就会发现，对他们而言，理学从来不是停留于书斋中的义理之学，而是贯穿于日用伦常的生命实践。理学家既讨论天理、本心与良知，也讲居敬、省察、致良知等修养工夫。具体而言，天理如何落实于人的言行，本心如何在具体处境中显现，知与行如何真正贯通，人在纷繁事务中又如何修养本心、成就德性，这些才是理学家真正关心的问题。由此来看，理学的重要意义不限于建构了一套系统的义理体系，更在于通过心性之学与工夫实践，重新确立了理学与生活的内在联系，使抽象的“理”落实于现实人生，贯穿于日用常行。因此，把理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今天认识和发展理学的一个重要维度。

　　理学对修身工夫的重视并非宋儒的独创，而是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一贯的学问传统。《论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并非为一己之私，而是强调学问首先应当落实于自身，使德性有所涵养，言行有所改变，在持续的修养中变化气质，最终成就理想人格；《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并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达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是“为己之学”，还是“修身为本”，都说明在儒家那里，学问从来不是脱离人生的知识，而是成己成人之学。

　　先秦儒家固然强调修身实践，但对于人的德性从何而来、人成德何以可能，以及道德原则如何获得普遍根据等理论问题，并未作出系统的阐释。魏晋以来，佛、道思想广泛传播，对宇宙、本体、心性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也促使儒家重新审视自身传统的理论资源。宋明儒者必须进一步说明：人的道德本性何以成立？为何人人具有成德之可能？又为什么道德修养并非外在规范的约束，而是人内在本性的展开？

　　面对佛、道提出的新问题，理学家一方面以“理”说明天地万物的秩序和人伦道德的依据；另一方面通过“心”“性”的讨论，说明人的道德本性何以可能，以及个体如何通过涵养自身而实现德性的提升。在宋明理学家看来，这些讨论并不止于义理层面，而直接关乎修身实践：既然人的本性与天理相通，那么修身便具有内在的根据；如果人能够通过涵养心性而复其本然之善，那么成德成圣便不再只是理想，而成为可以通过工夫实践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强加于人的行为准则，而根植于人的本性，并与天地之理相贯通；修身也并非由外而内的约束，而是内在德性不断呈现、不断充实的过程。可见，宋明理学的发展并未将儒学引向脱离生活的形而上思考，而是在回应新的时代问题时，为儒家修身传统提供了更为系统的理论支撑。

　　义理的建构回答了修身何以可能的问题，“工夫”则进一步说明义理进入生活的具体路径。工夫一词具有丰富内涵，它既指人在成德过程中持续不断的修养实践，也包含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方法，并最终体现为长期涵养之后所达到的人格境界。张载说：“义理无形体，要说则且说得去，其行持则索人工夫。”（《张载集》语录中）这指出义理虽可通过言说加以阐明，但若要真正落实于人的生命实践，则必须依靠工夫的涵养与践履。朱熹对此有更具体的说明：“圣门功夫，自有一条坦然路径。诸公每日理会何事？所谓功夫者，不过居敬穷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这些功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颜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穷理，功夫到此，则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朱子语类》卷二十八）在朱熹看来，“工夫”首先意味着通向圣贤境界之路，即所谓“圣门功夫”的“路径”；同时，它又体现为日复一日的涵养实践，即“每日理会”的持续过程。“居敬穷理”则说明，工夫有其具体的修养方式。此外，朱熹以子路、冉求“功夫未到”与颜子“功夫到此”相对而言，说明工夫并不止于修养行为本身，还体现为修养积累所达到的德性状态和人格境界。“功夫到此”，说的是通过持续涵养，使“德性常用，物欲不行”，即德性始终发挥作用而人的私欲无法支配行动，最终实现仁之自然流行。因此，理学所谓“工夫”，不单指修养的方法或过程，而是涵盖了涵养本心、体认天理并逐渐转化为自身德性的整个生命实践。

　　宋明理学的工夫，始终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展开。理学家对“本体”的理解，或强调天理，或强调良知，但都认为修养不能离开现实生活。饮食起居、洒扫应对、待人接物，皆可成为修身用功之处。通过格物、居敬、省察、事上磨炼等日常工夫，人逐渐克服私欲的遮蔽，使内在德性不断显发，进而实现天理与人心的贯通。由此，理学的修养并不是离开生活以追求某种超越境界，而是在生活之中不断提升自身。

　　理学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做工夫。程朱理学重视通过居敬、穷理涵养德性，陆王则强调在发明本心、致良知中扩充德性。程颐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程集》卷十八）强调修养既要通过“敬”涵养内心，又要通过“致知”穷究义理。朱熹也说：“‘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朱子语类》卷十二）所谓居敬，是整齐收敛身心而不放纵，使人心始终保持专一、清明；所谓穷理，是指在具体事物中体认其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在朱熹那里，居敬是重要的工夫，而日常读书即是居敬之法。他说：“某要得人只就读书上体认义理，日间常读书，则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滚，则此心易得汩没。知得如此，便就读书上体认义理，便可唤转来。”（《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能够使人收摄此心，在研读经典过程中涵养心性，成为一种改变自身生命状态的实践过程。

　　陆王心学则更强调从本心上做工夫。陆九渊提出“心即理”，强调“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陆九渊集》卷十一），又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二十二）。在他看来，天理并不外在于人心，而为本心所固有，因而修养的关键就在于“发明本心”，使本心不为物欲所蔽而得以显现。既然本心人人固有，又不离日用，那么发明本心也无须舍近求远，而可以“就人日用处开端”（《陆九渊集》卷三十五），在日常应事接物之中随处体认、切己用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陆九渊提倡“简易工夫”，认为其“可久可大”（《陆九渊集》卷五）。所谓“简易”，并非工夫浅近，而是本心即在人伦日用之间，人人皆可从日用常行处入手，时时有所涵养。由此不断存养扩充，使本心日益显明，最终趋向成德成圣。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致良知”，将工夫落实于意念发动之际和事事物物之中。阳明认为，良知为人所固有，但常为私欲所蔽，因此需要时时省察克治，使良知得以流行于具体事物之中。他提出“知行合一”，又强调“事上磨炼”，正是要求人在应事接物的过程中体认、践履良知。

　　除上述工夫之外，宋明理学家还进一步将静坐、梦中内省、修身日记等实践方式纳入到心性修养之中，使工夫不仅落实于清醒时的自觉用功，也深入到一念发动和心之隐微处。二程常“暇日静坐”（《二程集》外书卷第十二），认为“惟闭目静坐为可以养心”（《二程集》粹言卷），倡导静坐作为重要的修身方法；程颐更是将涵养工夫延续至梦中，指出“人于梦寐间，亦可以卜自家所学之浅深，如梦寐颠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宋元学案》卷十五）。孙奇逢亦指出：“古人夜梦验工夫，是真实用力处。不从此著力，终苟道也。”（《孙奇逢集》）与此同时，明代儒者还发展出修身日记这一工夫形式。以吴与弼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家，通过《日录》等记录日常言行与起心动念，将省察、慎独落实于每日生活，在持续的自我检点中察觉过失、克治私欲。

　　宋明理学的工夫方式都指向修身成德，这些工夫贯穿于人的动静语默、起居应接及起心动念之间，在日复一日的用功中，使修身成为贯穿日常的生命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学是一种贯穿日用常行的生活方式，其最终指向始终是人的现实生命。陈来曾将儒家思想的这一特点概括为“实践智慧”（陈来《论儒家实践的智慧》）。

　　近年来，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哈多通过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重新揭示了哲学与生活实践的密切联系。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使人工智能不仅掌握知识，而且能够理解其背后的依据，并据此作出较为恰当的判断，也成为相关研究关注的问题。二者背景虽不相同，却都从不同角度触及知识与实践的关系。理学关于工夫的思考，可以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启发。对理学家而言，学问并非以知识的获得为终点，而要落实于人的生活实践。理学所关心的，不只是人知道什么，也在于人如何按照所知去生活，并通过不断修养变化气质、成就德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提倡把理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