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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点】
美术馆文创期待“出圈”
文创“破圈”的意义,不止于流量与爆款,更在于让艺术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新的落点
坚持“艺术性”与“展创结合”
作者:海军(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不少文博机构的文创频频“出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故宫文创、国家博物馆凤冠,到各大博物馆的盲盒、冰箱贴等,博物馆文创品类丰富、颇具创意,成为年轻人竞相追捧的潮品。然而,与博物馆文创的火热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术馆文创鲜有爆款,在消费市场上难以掀起同样的波澜。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选购“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文创产品 于园媛摄/光明图片
从行业总体情况来看,以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头部机构为代表的博物馆文创,已经建立起相对成熟的产业链和品牌效应,但美术馆文创无论在收入规模、产品效应、开发水平等方面都存在不足,整体发展水平与博物馆文创还有明显差距。不过,虽然美术馆文创起步晚、体量小,但已经形成一定的发展势能。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山东美术馆、浦东美术馆等在文创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规划实施,并取得可观成绩,比如中国美术馆建设了综合性文创中心,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文创在2026年毕业作品展期间日均销售额超过3万元,山东美术馆2025年文创销售额突破800万元,浦东美术馆依托展览资源,五年来自营文创产品已开发1500余种,其“缔造现代:来自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艺术瑰宝”展览推出的文创产品超过230款,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

浦东美术馆“缔造现代:来自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艺术瑰宝”文创冰箱贴 资料图片
大部分的美术馆文创很难像博物馆文创那样“出圈”,根源在于两者在资源禀赋、受众基础和开发逻辑上的根本差异。
其一,从公众视角看,美术馆IP资源存在“先天不足”。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天然具有“故事感”和“神秘感”,比如青铜器的千年沧桑、书画的流转传奇、瓷器的皇家气象,都为文创开发提供了丰富的叙事素材,但国内主流美术馆的藏品多以近现代美术作品为主,时间近、历史感弱,公众的共识基础差。
其二,美术作品的欣赏对观众的审美能力要求更高,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审美门槛。一件青铜器、一尊佛像,即便不了解其历史背景,观众也能直观感受到“古老”“厚重”的视觉观感和历史质感。但一幅抽象画、一件当代雕塑并不容易产生共鸣,这种审美门槛导致美术作品文创消费的受限。博物馆文物可以轻松转化为萌趣的卡通形象,但将一幅油画或一件观念装置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消费品,难度要大得多。特别是美术作品在文创衍生环节可供提取的元素相对较少,可适用的场景或器物也比较有限。
其三,展览周期与开发节奏存在错位。与博物馆相对固定的常设展陈比,美术馆的展览周期短、展品更替频繁。一个特展可能持续两三个月便撤展,留给文创开发的时间窗口有限。同时,美术馆的资源当下性强、内容发散性强、关联性弱,在开发定位上不如博物馆明确,博物馆可以围绕“镇馆之宝”进行长期、系统的IP深耕,而美术馆往往需要“跟着展览跑”,难以形成稳定的产品矩阵。此外,与博物馆观众人数相比,美术馆总体参观人数较低也是制约文创发展的关键因素。
除了上述结构性差异,美术馆文创在具体运营中还面临若干突出问题。首先,产品同质化严重,当前不少美术馆的文创产品仍停留在明信片、冰箱贴、钥匙扣等“老三样”层面;其次,IP运营能力不足,有些美术馆虽然馆藏资源丰富,但缺乏系统化的IP梳理、品牌建构和商业化运营能力,文创开发仍停留在“有什么卖什么”的初级阶段,没有构建“文化溯源—创意设计—IP打造—技术应用—跨界运营—商业落地”的完整链路;再次,渠道单一,触达有限,多数美术馆的文创销售仅限于馆内实体商店,线上渠道和外部渠道拓展不足;最后,版权与授权机制不健全,美术馆涉及大量在世艺术家或艺术家家属的版权问题,授权链条复杂,IP商业化面临诸多法律和伦理障碍。
美术馆文创如何走出自己的路?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找准定位、差异化发展。第一,立足美术馆特点,坚持“艺术性”而非“故事性”。博物馆文创的卖点是“历史故事”,美术馆文创的卖点应当是“审美体验”。美术馆追求的不是狭义的让所有人都“看懂”作品,而是要应致力于让更多人“感受”艺术之美。第二,深耕馆藏,打造“艺术IP”而非“卡通IP”。美术馆不宜强行将艺术作品卡通化、萌化,而应尊重艺术本身的审美特质,通过设计转化将艺术元素融入日常生活。第三,借力特展,以“展创结合”驱动文创开发。特展是美术馆最核心的内容资源,也是文创开发的优质原材料。浦东美术馆奥赛展文创的成功,充分说明“现象级大展+优质文创”的组合威力。第四,拓展渠道,让文创“走出美术馆”。近年来,一些美术馆文创纷纷“上街”,走入商场、街区、驿站,让美术馆文创与市民逛街、通勤、休闲的日常动线主动重合。第五,重视人才培养与生态构建。美术馆文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需要培养既懂艺术又懂市场、既有创意能力又有运营思维的复合型人才。
文创应能连接时代情绪
作者:赵婉君(广东美术馆副研究馆员、展览设计部副主任)
作为连接艺术资源与大众生活的重要纽带,公立美术馆的文创既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延伸,也承担着艺术传播与审美培育的功能。但从一线实践来看,这一工作的推进仍面临着现实困境。

以齐白石画作中的虾、花卉为主题开发的置物盘、折扇 作者供图
一是工作机制与人员配置的自身局限。公立美术馆近年来虽在文旅经营业务上有所探索,但多数场馆尚未形成稳定的文创业务体系,相关工作多由部门兼任或人员轮岗承担,且文创工作常常滞后于展览筹备,开发周期十分有限。二是艺术内容转化为产品的实操难题。为弥补专业人力和市场经验的不足,多数美术馆采取自主开发与社会合作相结合的方式,但这种“馆方掌握学术资源、合作方擅长市场落地”的分工模式也暗藏风险——若双方未能就艺术家的创作观念、作品内核达成充分共识,文创便易滑向“图案搬运”式的浅层开发,徒有其形而未见其神。三是现当代艺术著作权授权复杂。美术馆的收藏多为20世纪以来的作品,作品进入馆藏并不意味着同时取得其完整的著作权,涉及复制、改编与商业授权时,需与艺术家本人或家属及其他权利主体沟通,授权周期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博物馆馆藏以历史文物和地域文化为主,公众认知基础较强,而美术馆藏品更多展现艺术家的个体经验和观念表达,相比之下认知基础更为薄弱。四是美术馆以临时展览为主,开发周期与市场具有不确定性。随着展览落幕,市场需求往往快速回落,批量生产或工期偏差极易造成库存积压或错失销售窗口。
在此背景下,若要形成持续的文创能力,需构建适配美术馆业态的发展机制。首先,公立美术馆应立足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制度框架,在合规前提下完善工作机制,一方面细化岗位要求,推动内部人员建立产业思维,另一方面按照政策指引,通过社会力量参与合作,弥补专业人员、供应链和市场运营短板。以广东美术馆文创为例,馆内运营采用“1+1+N”合作机制,通过公开招募和评审确定社会合作方,由美术馆负责方向制定、内容审核、IP授权与设计把控,合作方承担人员配置与供应链对接的工作。同时,馆内建立跨部门专项审核组,规范产品研发与上新流程,通过明确权责边界规避事业单位的经营风险。由此,社会合作不再只是简单的业务外包,而是以美术馆学术主导和内容把关为基础,依托专业分工,搭建完善的文创开发体系。
其次,要规避产品开发表层化问题,美术馆应发挥专业所长与平台优势,搭建艺术家与设计师的协作空间,推动作品精神内涵向产品语言深度转化。相较于博物馆文物,美术馆的艺术作品诞生于时代现场、映照当下社会,更便于与当代生活展开对话。“连接时代情绪”的现实意义也正建立于此。

广东美术馆根据齐白石画作开发的“没有鸭力”抱枕 作者供图
值得注意的是,“时代情绪”并非追逐更迭不休的网络流行语,也不只是狭义的喜怒哀乐,而是社会变迁在大众心理状态、情感需求与生活趣味等方面的具体投射。人们购买一件文创,除了源于对原作的喜爱,也可能包含祝愿、陪伴、共鸣等情绪需求。对美术馆文创工作而言,重要的是从艺术资源中发现与之相契合的内容,通过设计使作品中的情感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新的表达。比如,特定时节往往汇集着大众共通的情感诉求,也为艺术融入日常生活提供了具体场景。2026年春节,中国美术馆以馆藏徐悲鸿《奔马》形象与寓意,推出“马到成功”系列文创,把作品昂扬奋进的意象融入新年祝福。生肖仅是创作的切入点,真正唤起大众共鸣的仍是作品本身沉淀的精神。
相较于上述指向清晰的节庆情感表达,更为细腻的共鸣来自当代人的日常心理与生活方式。山东美术馆根据齐白石《如此千里》开发的文创“马彪彪”,以蓬乱、略显“潦草”“疯感”的造型,回应年轻人的松弛与自嘲心态。广东美术馆围绕“知齐者,徐君也——徐悲鸿藏齐白石作品展”,将齐白石书画中的鱼虾草虫转化为系列文创。“吉祥”“如意”逗猫玩具回应当下养宠生活中的陪伴需求,“没有鸭力”“大智若鱼”抱枕等家居软饰,则借谐音将生活压力转化为轻松的自我调侃,使齐白石笔下的生活意趣与今天的情绪经验自然相接。
文创构建的情感联结,还可以从作品延伸到公众参与和空间体验。美术馆文创应跳出单纯实体产品的思维局限,将展览衍生服务、公共文化输出纳入“大文创”的业务体系,让文创真正成为连接专业艺术与普通大众生活的媒介。例如,关山月美术馆“山月集”将艺术展示、文创市集、美育实践融入市集空间。广东美术馆以“邻里艺站”打造面向社区的生活美学空间,通过“艺术进万家”开展文化输出,并将展览、美育活动拓展至机场、乡村及文旅空间。
当个人的文化体验被进一步分享与传播,文创的社交属性也随之显现。美术馆文创往往与临展同步推出,销售周期较短,但这种限制也可能形成产品的限定感与稀缺性。浦东美术馆“缔造现代:来自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艺术瑰宝”展览期间,“潦草梵高”等文创多次售罄,直播中也出现“上架秒空”的现象,进一步推高了讨论热度。观众通过购买、收藏和分享表达个人趣味,形成了具有话题性的社交内容。可见,美术馆文创的短周期,也可能会因限定性与产品带来的情绪价值、社交传播相互叠加,成为文创出圈的推动力。
最后,面对版权权属复杂、IP资源有限、展期约束等现实问题,美术馆应系统性推进版权管理建设,搭建馆内版权信息库,厘清不同应用场景下的权利边界,与艺术家建立稳定的协作关系,从展览配套非营利宣传类文创起步,积累授权合作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馆际资源共享。同时,可以借鉴成熟文博机构的开发经验与供应链体系,提高艺术资源向产品转化的效率,使作品的艺术语言得到恰当延伸。
文创“破圈”的意义,不止于流量与爆款,更在于让艺术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新的落点。当文创空间成为美术馆的“最后一个展厅”,观展所产生的审美体验与情绪感受也得以延续,使艺术在与当下生活的持续对话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0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