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者有心】

　　作者：王琦（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乐记》有言：“乐者，通伦理者也。”审美从来不是私人游戏，而是人与人、个体与家国之间感而遂通的文化实践。这提示我们，主题性美术创作不只是题材选择或创作方法问题，其深层机制在于“审美共通感”：审美判断发自个体感受，却能达成普遍的感通。百年中国美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正是一条审美共通感不断生成、更新、升华的历史脉络。

　　20世纪30年代，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引入表现主义语言，又以最朴素的黑白木刻走向街头与大众，实现了艺术探索与人民立场的初步统一。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此后，古元、彦涵等人的延安木刻，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新年画运动”，把民间形式的创造性转化推到台前。

　　古元的木刻《减租会》最能说明“感通”的力量：没有华丽技法炫示，人物造型甚至略显稚拙，却因直接取材于边区农民熟悉的生活场景，让不识字的农民也能“看得懂、看得进”，情不自禁地融入画面讲述的翻身故事。这种以乡土图像、集体节庆等感性方式打通不同阶层情感的机制，使人们在共同的感性活动中彼此敞开，生成一种“我们感”。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美术的表现主体、接受主体和评价主体。油画《开国大典》堪称典范：画家大胆突破常规透视，将画面右侧一根柱子挪走，只为让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群像与广场上的人民群众都能获得完整、庄重的呈现——这一“违反”写实法则的艺术处理，恰恰让最广大的观众瞬间读懂了画面所承载的历史庄严感。它以崇高的审美经验为纽带，把个体融入国家的集体叙事。

　　改革开放以后，“85美术新潮”等先锋性实践极大拓展了美术的语言疆域。但市场逻辑的介入，也使部分创作在“去主题化”潮流中疏离大众，先锋性一度滑向小圈子的自我循环。艺术探索一旦脱离人民立场，创新能量就会空转；共通感若失去新鲜艺术语言的滋养，也容易退化为公式化表达。

　　新时代以来，中华美学精神被深层激活——传统美学资源不再是外在形式借用，而成为主题性创作的精神内核。

　　第十四届全国美展聚焦新时代主题，展览中既有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传统门类，也涌现出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新形式，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写形传神。从“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再到历届全国美展，国家创作工程与美术家的自觉探索相互激荡：草图评审、专家指导、观摩研讨贯穿创作全程，主题性创作从“完成一件作品”拓展为“锤炼一支队伍”。

　　更为深刻的变化在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人民不仅是被表现的主体，也借助网络传播、公共美术成为参与、创作和评价的主体。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图像生成、短视频美术传播的迅速普及，我们正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算法推荐与流量逻辑在带来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感性贫困”：千篇一律的爆款图式、被数据反复筛选出的“讨好型”美感，正使个体的感性经验面临被同质化侵蚀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主题性美术创作以深入生活的真实体验、可感可亲的艺术形象，守护着人与人之间鲜活共通的感性世界，这正是它在新时代必须承担的深层使命。

　　艺术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两种力量的配合：一是共通感，让大家能“通”，产生共鸣；二是探索性，让作品有“新”，不断向前。这两者不能相互取代，而是要相互成全——没有共通感，创新就找不到观众；没有探索性，共鸣也会慢慢变得陈旧。把握好这两者的分寸，主题性美术创作才能既立得住，又走得远。

　　分寸把握不好，容易出现偏差。尤其是只讲个性、脱离大众，把创作变成“自己圈子里的事”。一些实验性探索沉浸在个人化的符号和圈内话语里，自说自话，曲高和寡，看起来很有“新意”，却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情感经验渐行渐远。这样的创新，终究只是在小圈子里空转，很难沉淀为真正的精神财富。它提醒我们：探索的价值不在于“新不新”，而在于能不能扎根到人民的生活里去。只有扎下根，探索才能真正转化为人们共享的艺术财富。

　　说到底，共通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不断被新颖的艺术探索激活、拓展、更新；探索也不是共通感的对立面，恰恰是让共通感保持生机的动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艺术样态日益丰富，传播方式不断更新，而“为人民”的根本立场始终未变。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生命力，正在于承续这一历史脉络，把时代主题转化为人民共享的审美经验，不断培育和激活人民的审美共通感，让艺术探索的能量汇聚到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之中。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