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德惠（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8、2021、2023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普通话能力对农村低学历劳动力收入具有显著而稳健的正向作用，其回报不亚于多接受一至两年正规教育。语言能力事实上是一个经济学变量，补上语言能力短板，可以让“语言红利”沿着“找到岗位、形成技能、站稳脚跟”的路径逐级转化和放大。

　　9月20日，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幼儿园开展“学好普通话从我做起”主题活动，小朋友在老师指导下绘制推广普通话手抄报。陈福平摄/光明图片

　　语言能力应该作为经济变量来理解。按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劳动力价值不仅包含维持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还包含教育和训练的费用。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培训、健康视为能够带来更高收入的资本，语言能力是其中通用性、迁移性最强的一种，其投资回报可以与正规教育相提并论。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资源，它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合作半径、影响劳动力匹配效率，兼具消费品、资本品和准公共产品属性。语言能力是农村低收入群体最容易缺位，也最值得投资的基础性人力资本。对劳动者而言，语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不能进入市场”，它是劳动力进入现代分工体系的一道重要关卡。

　　从劳动力市场运行看，因语言能力不足而造成的摩擦集中在四个方面。

　　其一，信息获取与工作搜寻的摩擦。如招聘信息、用工平台等多以普通话为载体，语言不通的劳动者看不见岗位，更谈不好待遇，就业半径窄、议价空间小；“信息不完全”同时也提高了职业搜寻成本和匹配成本，体现在工资上即为折价，即收入降低。

　　其二，人力资本投资的准入壁垒。企业内训、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线上课程等培训项目几乎都以普通话讲授，“听得懂日常对话但听不懂讲课”的现象，使部分劳动者被挡在职业技能培训之外。

　　其三，结构转型中的技能溢价门槛。沟通密集型岗位大量增加，如电商直播、乡村旅游、农产品品牌营销等新业态的门槛，很大程度上就是普通话的语言表达和信息处理的门槛。

　　其四，社会融入的隐性成本。语言隔阂带来沟通挫败，同时也在心理上造成疏离，削弱了劳动者在流入地稳定就业的意愿。同时，家庭语言环境又直接影响下一代，语言弱势与收入弱势可能代际交织。截至2025年底，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0%，部分中心城市已达95%左右，一些民族地区、边远地区仍在50%至60%。若“数字鸿沟”和“语言鸿沟”叠加，可能导致人力资本起点新的不平等。

　　9月20日，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幼儿园开展“学好普通话从我做起”主题活动，小朋友在老师指导下绘制推广普通话手抄报。陈福平摄/光明图片

　　补上国家通用语言这块短板，正当其时，且具有突出的政策效率。

　　第一，从瞄准效率看，普通话水平不高的农村劳动力，多分布于民族地区和非北方方言区，以低学历、非在校的青壮年为主；异质性分析显示，语言距离越大，普通话的收入效应越强。同样的教育培训资源投向这一群体，边际回报高于其他用途。

　　第二，从共同富裕的目标看，缩小城乡差距既需要再分配，也需要前端能力建设。语言人力资本投资是典型的“赋能型”投资，比事后转移支付更接近“授人以渔”，更能稳住脱贫成果。

　　第三，从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看，就业不稳定、技能不提升、融入不顺畅等，都可能让脱贫家庭重新陷入贫困。因此，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是避免农村低收入群体返贫的重要人力资本。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积极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作出专门部署，开始加大力度实施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培训项目与岗位需求精准匹配。落实这一部署，需要在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之外，明确把语言能力纳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工具箱，与稳就业、技能培训一体部署、协同推进。

　　第一，降低劳动力职业搜寻摩擦。就业是增收之源，而就业的达成，本质上是劳动者与岗位之间搜寻匹配的过程。职业搜寻匹配效率的些微改善，都会在亿万劳动者身上累积成可观的增收总量。语言能力正是决定搜寻效率的关键变量，因为岗位信息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载体，语言不通意味着信息渠道窄化。我们的实证分析显示，普通话能力对农村低学历劳动力收入的贡献度为31.4%，其中一条重要中介路径就是显著缩短职业搜寻时长——语言能力强的劳动者，能以更低的时间成本获取更广泛的就业信息，具备更强的议价能力；语言不通者往往依赖熟人介绍，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劳务输出地的调研中，因听不懂厂区广播错过集合、因不会填写电子合同错失用工机会等现象并不少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已就健全跨区域就业服务机制、建立区域劳务协作平台作出部署，语言服务正是这些机制发挥效用不可缺少的配套条件。这就要求把语言服务嵌入劳动力市场基础服务，把普通话学习嵌入岗位对接和岗前培训过程，让每一次匹配都少一些语言障碍。

　　第二，打通劳动力技能形成的通道，让劳动者“学得会”“升得快”。如果说“搜寻摩擦”决定了劳动者能否“走出去”，“技能积累”则决定了能否“走得远”。现代经济中，收入增长的根基是技能升级，而技能的形成和升级高度依赖培训，如企业内训、职业资格证书培训以及线上技能课程等，几乎都以普通话为教学语言。我们的机制分析显示，普通话能力的增收效应主要通过三条路径传导，包括缩短职业搜寻时长、促进在职技能积累，以及增强主观身份认同。其中，“在职技能积累”的作用最为突出。

　　这一发现启示我们，对农村低学历劳动力而言，语言培训不是独立于技能培训之外的事，而是技能培训发挥效用的前提条件。在数字经济加速向乡村延伸的今天，这一逻辑更加明显。电商直播、乡村旅游等都是语言密集型业态。放眼更长远的趋势，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融入生产生活，在线学习、智能客服、人机协作等新岗位大多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交互界面，语言能力正在从“打工的门槛”进一步升级为“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各地探索的“普通话＋职业技能”融合培训，正是把语言投资和技能投资深度结合的现实路径。例如，山西“天镇保姆”劳务品牌把普通话学习嵌入家政技能培训，帮助山区农村妇女跨过“到大城市难以沟通”这道坎，对接京津家政市场，实现稳定增收。下一步，应把这类融合培训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常规项目面向农村转移劳动力开展，让语言学习和技能学习相互增益。

　　第三，降低融入成本，让劳动力“稳得住、不返贫”。实证研究发现，普通话能力能够显著增强劳动者的主观身份认同，从“外来打工者”到“新市民”的认知转变，会显著提升其参与培训和稳定就业的意愿，促成从“能力提升”到“认同增强”再到“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这是语言红利长期释放的内在动力，也是单纯的经济账无法计算的部分。与此同时，语言门槛构成公共服务可及性的隐性约束，医疗问诊、法律咨询、社保经办等都离不开规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语言赋能增收的制度供给正在加力。2021年，教育部等部门实施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面向农村劳动力部署语言能力提升。2025年，教育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又联合印发《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指南》，把语言文字定位为乡村振兴的“软基建”，部署探索“语言文字+X”发展模式，以语言能力支撑农民增收和乡村产业发展。目前推行的做法是，学前阶段抓住语言习得关键期夯实基础，阻断语言短板的代际传递；针对民族地区或方言与普通话差异较大地区的非在校青壮年劳动力，依托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夜校、数字化学习平台等途径，把融合培训下沉到县乡村。下一步可考虑在县域层面，依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劳务协作平台，建立劳动力技能档案，把普通话水平纳入其中，随人流动、动态更新，让语言能力成为用工方可识别、劳动者可升级的人力资本。

　　语言能力之于农民收入，正如基础设施之于产业成长——平时不易察觉，但若缺位，则处处受阻。把语言人力资本投资明确纳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工具箱，与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技能培训一起部署，协同推进，是对既有政策资源的“增效”。补上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短板，让“语言能力”成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持久的增收红利，农民增收的路子就会更加宽阔，共同富裕的根基也会更加扎实稳健。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7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