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家树（民革中央团结报社专题部主编、主任编辑）

中国古代御窑制瓷的成熟期，是明代和清代前期，朝廷在景德镇设置专门烧造御用瓷器的皇家瓷厂，称为御器（窑）厂，并委派人员督理陶务。在这两个时段，朝廷对御窑的监督管理有着显著差别，明代多为中官宦寺，清代前期则是具备专业能力的政务官僚。清代前期，御窑瓷器的品种、器类、胎质、釉面、纹饰等有了新的突破，在陶务管理上也实现了革故鼎新。除了陶务，在赈灾、河工、海塘、漕运、采矿、钱法等领域都有类似官僚身影。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群体虽负责与技术有关的工作、具有较强专业性，但实际上并未完全脱离传统官僚体系，缺乏自主性权力来源。

一

清代前期自顺治年间恢复御窑生产开始至乾隆年间，陶务官员的构成及其阶段性变化值得关注。起初仅设督陶官一级，督陶官遵照皇帝旨意制瓷，负责巡查陶务、解运御瓷、钱粮报销等，直接或间接参与御窑生产及管理；后又设立协造官，由内务府派往帮办陶务，直接负责“分发钱粮、置办物料、监司造作”（《奏请加衔老格折》，乾隆十六年七月十八日）等御窑日常事务管理，形成“督陶官—协造官”两级官员督理陶务的格局。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谕示，“九江关向有协造二员，帮办差务，似属冗设。……该处既有同知分驻，又有巡检一员，皆系该道所属，足资弹压。所有协造二员，著照所请，准其裁彻”（《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六四）。于是，朝廷裁撤协造官，重新恢复督陶官一级督理格局，御窑厂管理日渐松懈。

顺治、康熙年间，多是“有命则烧、无命则止”，督陶官的委任没有定制，或由地方大员兼任，或由中央委派工部或内务府官员充任，任期也不固定，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至顺治十八年江西巡抚张朝璘督理陶务、康熙十九年（1680年）至康熙二十一年内务府广储司徐廷弼督理陶务等；雍正年间至乾隆中后期，陶务由监督淮安关或九江关事务的内务府官员兼理，任期一般为3年。乾隆四十三年谕示，“今九江关事务已令苏凌阿管理，则以道员而兼司关税”（《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〇五九）。自此，督陶官由广饶九南道官员兼任，并沿至清末。协造官在设立之初也无定制，任期一般为3年，与督陶官一样可以连任，但均要经过皇帝应允。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准许督陶官全德“添派协造一员，前往学习厂务，此后该员报满之期定以五年”（《奏请将协造葆广仍留窑厂办事俟三年后再行更换折》，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初七日）的奏请，对协造官进行人事改革，实行正、副协造制度，以实现平稳交接，同时将协造官的任期由3年改为5年。

据笔者统计，清代前期的陶务官员共计44人，包括督陶官34人、协造官10人，其中不乏暴戾、昏聩、贪腐之人。例如，督陶官董显忠原是清初降将，史载其人“恣睢虐民”（《清史稿》卷二六九）；乾隆十六年，督陶官惠色因“不懂烧造磁器，又不用心”（《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导致制瓷粗糙而被革职；乾隆五十一年，协造官德纯因“侵用官项”（《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六七）畏罪自杀，等等。同时，也有臧应选、郎廷极、唐英、伊龄阿、老格等一批治窑有方者。通览这一时期陶务领域的佼佼者，大多出自内务府或工部等负责宫廷事务、工程技术的部门，具备行政管理经验，或如郎廷极身为地方长官，或如老格作为协造官也有统率匠役的履历，具有艺术禀赋和文化素养且为官重视操守。

二

清代前期，随着社会环境逐渐安定、经济生产日渐恢复，加之帝王的喜好及前期制瓷经验的积累，御窑厂迅速发展，瓷器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明显提升。在陶务官员督理之下，制瓷工艺实现新突破，品种更加繁多、器类更加丰富、纹饰更加华美，形成了令人称道的“清三代”御窑瓷器。康熙二十年至康熙二十七年，以工部虞衡司郎中之职兼任督陶官的臧应选督理期间，烧造的“臧窑”“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有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景德镇陶录》卷五）。康熙四十四年至康熙五十一年以江西巡抚之职兼任督陶官的郎廷极嗜陶，其督理下的“郎窑”巧夺天工，致力于仿制成化、宣德瓷器，同时烧造新釉。康熙年间曾任江西按察使的刘廷玑称“郎窑”“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黝水颜色，橘皮糉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在园杂志》卷四）。在诸多陶务官员中，唐英任职最久、贡献最丰。他于雍正六年（1728年）至雍正十三年担任年希尧的协造官，后升任督陶官；乾隆十七年至乾隆二十一年，接替惠色再次出任督陶官。督理陶务期间，他“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具有心得”（《清史稿》卷五〇五），实现了“年窑”和“唐窑”繁盛。关于“年窑”，《景德镇陶录》称其“极其精雅……琢器多卵色，圆类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锥、暗花、玲珑诸巧样”。乾隆年间《年窑墨注歌》中更有“国朝陶器美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的赞誉。“唐窑”是御窑中集大成者，“诸色赩釉，仿古采今，凡五十七种”（《清史稿》卷五〇五）。在唐英督理下，瓷胎画珐琅也更为精进，“变板滞为生动，更参以我国赭墨等色，补所不足，彩色衬托，益觉鲜明。英卒后遂成绝响矣”（《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乾隆三十三年至乾隆三十七年，以九江关监督之职兼任督陶官的伊龄阿颇具艺术修养，在任时恪尽职守，整饬弊端，曾调查舒善留厂样品瓷等案。

在陶务管理上，清代前期亦实现发展完善。明朝末年，朝廷在御器厂仍然施行匠籍制，将工匠列入编役或雇役，编役群体虽然根据服役周期分为轮班匠和住坐匠，实际上则是变相的终生服役，雇役群体同样悲惨，“召募三十余年，佣作与官匠同，而无分毫雇直”（《江西省大志》卷七）。万历年间，宦官潘相督陶时激起民变，工匠火烧御器厂。有鉴于此，顺治二年明令废除匠籍，改行雇佣制。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亩”，工匠彻底摆脱了匠籍制的束缚。唐英督陶期间，恪行雇佣制，注重报偿，集中体现在“御窑搭烧民窑”，由御窑直接生产转向委托民窑烧造。《景德镇陶录》载，“今则厂器悉搭烧民窑，照数给值，无役派赔累也”。随着雇佣制在御窑厂的推行，其优势便凸显出来。无论是在厂工匠，还是日数千人的“仰给于窑者”，都计工给酬，甚至给予更为丰厚的待遇，“给缗与市肆等，且加厚焉，民乐趋之”，“窑户率以此致富”（《陶说》）。此外，唐英还注重对雇佣人员的管理，“赏勤儆怠、矜老恤孤”（《瓷务事宜示谕稿序》），“勤能体谕者，额外奖赏而励其诸作之专”（《唐公仁寿碑记》）。在物料采买上，唐英“俱照民间时价公平采买，毫无当官科派之累”（《陶成纪事碑记》）。这样一来，作为生产主体的工匠，其自主性和积极性大为提高，搭烧民窑使得民间优秀工匠可发挥技术特长，也使得民窑得见皇家器样，这种互动交流有力推动了瓷业发展。

为保证皇家瓷器的权威性，明朝对御器厂的次色瓷采取打碎、掩埋的处理方式，严禁对外流通。乾隆八年，唐英上奏，“将此次色脚货，按年酌估价值，造成黄册，于每年大运之时一并呈进，交贮内府。有可以变价者，即在京变价；有可供赏赐即留备赏用。……黄器及五爪龙等件，尤为无可假借之器，似未便以次色变价，致本处窑户伪造僭越，以紊定制”。雍正七年至乾隆七年，唐英对御窑厂的次色瓷按年估价，编造黄册，一并交内务府，在京变价交易，或供皇帝备赏。乾隆七年谕示，次色瓷在本地变价即可。乾隆八年，朱批唐英请示处置次色瓷奏折，“照原议行”。自此，次色瓷得到了很好的处置，除黄器的次色瓷外，皆可变价交易，但不许伪造。此举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提高了御窑的烧造效率。

陶务管理的完善，有赖于对协造官的合理任用与长期信任。老格自乾隆六年至乾隆三十四年担任协造官，历时28年先后辅佐七任督陶官，是清代前期任事最久、颇有功绩的协造官。从《奏请老格留厂协造折》《奏请加衔老格折》等一系列奏折中能看出督陶官对老格的赞誉，诸如“为人安静，办事谨饬”“办事勤焕，约束有方”之类的评语在奏折中屡见不鲜。这种跨越多任督陶官的持续信任与稳定任用，为陶务管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陶务管理的完善，同样体现在对积弊的稽核与整饬上。伊龄阿于乾隆三十三年接任九江关监督兼督陶官，其上任时，正值前任舒善因贪腐被查办、窑厂一度混乱之际。伊龄阿到任后随即着手整顿：一面清查舒善留厂瓷样等遗留问题，一面奏请让身患重病的老格回旗调理，并整顿窑厂匠役，窑厂风气为之一变。

乾隆之后，尽管国力日衰，但御窑厂仍能持续运营且依然有瓷器精品问世，与清代前期陶务官员留下的制瓷经验有关。唐英督理陶务期间提出，协造官必须“知泥土、物料之性，火候、釉水之宜”（《奏请老格留厂协造折》，乾隆十年二月二十五日），且十分注重制瓷技艺的经验积累，写成《陶务叙略》《陶成纪事碑记》《瓷务事宜示谕稿序》《陶冶图说》等珍贵文献。其中，《陶冶图说》图文并茂，系统完整论述了制瓷工艺的全流程，展现了当时的制瓷水平和发展状况。乾隆十二年，他制定《烧造瓷器则例章程》，详细规定烧造各类圆、琢瓷器所需的用料、用工费用，也成为朝廷核销御窑制瓷费用的依据。与唐英倾力著述、系统总结不同，老格所代表的是另一条承续制瓷经验的路径——在协造官岗位上历练积累、口传心授，“不但烧造钱粮经手无误，而于造作事宜亦渐致娴熟”（《奏请老格留厂协造折》，乾隆十年二月二十五日）。

清代前期的陶务官员体系，不仅保障了御窑生产的稳定性，也使他们成为连接皇权意志、宫廷美学与民间工艺的枢纽。陶务官确立的严谨工艺标准、规范化生产流程及系统的“官样”制度、陶务政策，奠定了清代官营制瓷业的基本范式。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制度的效能高度依赖皇权与官员个人才能、品德与任期。御窑的所有成就都被严格限定在服务皇室需求的封闭体系之内，未能与社会经济生产广泛结合，其命运与封建王朝的命运深度绑定。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