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杜倩 苏雁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文化体制改革大潮中，很多院团将创作室视为“包袱”，纷纷裁撤，编剧等创作人才大量流失。有项目就临时外请创作人员，项目结束大家各奔东西。

可在江苏盐城，几十年来始终“养着”一支30人左右的戏剧创作队伍。这支队伍，不仅每年新创大戏20到30部，还将剧本输出到11个省（区、市）、18个戏曲剧种，其创作的百余部作品获国家级、省级重要奖项，这在业界被称为戏剧创作的“盐城现象”。

淮剧小戏《赶脚》剧照 盐城市淮剧团供图

不撤创作室，为剧种留住“火种”

一部《小镇》，历时10年修改13次，获文华大奖后，编剧徐新华仍在打磨。“这种‘十年磨一戏’的耐心，是项目制下不可能有的。”盐城市文广旅局二级调研员唐文健说。

这份耐心，来自一个始终保留的创作建制。早在1963年，盐城就设立了剧目创作机构，1984年改为剧目工作室，列编10人，为独立核算全额事业单位。“此后历经数次机构调整，建制始终保留。”盐城市剧目工作室主任杨蓉介绍，9个县（市、区）也设有剧目工作室，均配备相应编制，这在江苏省内“独一份”。2012年，盐城又专门拿出20个编制以引进淮剧人才。

编制给了，人进来了，这笔投入值不值？盐城市演艺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杨超算过一笔账：本地编剧写一部大戏费用约二三十万元，外请名编剧则要高出两倍不止，且多次改稿可能还需另付费用。

盐城市淮剧团党支部书记李莺歌告诉记者：团里这些年演的剧目，如《赶脚》《十品村官》《送你过江》等，编剧都是陈明。陈明是盐城本土编剧，曾两度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每部作品，从剧本创作到剧目上演，他都在场。“本地编剧熟悉剧团、随改随到，能为剧团持续出戏。”李莺歌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剧团‘养编剧’，而是编剧‘养剧团’。”

外请模式并非没有吸引力——请名编剧、花大价钱、拿好本子、评奖，这笔账清晰，也便于结算。但杨蓉提醒，一味外请，容易模糊剧种界限：“一个编剧在一个地区待上十年二十年，他写的本子会考虑本地院团的演员条件、这个剧种的唱腔规律、当地的文化性格。这种在地性，无法通过购买服务获得。”盐城市建湖县淮剧团团长单文鉴对此深有体会。建湖是淮剧发源地，江淮官话是淮剧标准舞台语言。“外请编剧，我们方言最后一个字的落韵很难把握，必须有本地编剧协助运腔和结构。”单文鉴说。

“留住本土创作力量，编制是基础，也离不开前瞻性的眼光。”20世纪90年代，为了留住写出《青豆与红豆》的农民作者邱锡俊，时任盐城市文化局副局长何亚雩专门找领导特批将其破格录用。“当年有很多作者，都是这样扶起来的。”杨蓉回忆。

唱好“四季歌”，编演是长期搭档

走进杨蓉的办公室，桌上堆着一摞又一摞剧本。有的已经上演，有的还在修改，有的刚刚收上来。这些剧本的流转，遵循着一套自1985年起从未中断的“四季歌”——开春，各县（市、区）剧目工作室上报创作题材，市里整体规划；入夏，专家对剧本初稿逐一把脉；秋天，全市五十多部剧本收上来，召开通稿会修改，再收上来评奖；冬天，好剧本向院团推荐，新剧目调演登台亮相。

“四季歌”的核心环节是“夏耘”。每年，盐城市文广旅局拨付专项经费，把全市新剧本作者集中到市里讨论，为期3至5天。一位参与过的编剧说，讨论不是客客气气的研讨会，而是真刀真枪的“会诊”：人物立不立得住，冲突推不推得动，唱词有没有味道，专家逐一点评，作者当场认领问题。

“在这一机制推动下，编剧到时间就拿剧本，院团到时间就看剧本，评奖到时间就评剧本。”杨蓉介绍，盐城编剧队伍的传承，有一个说法叫“老帮青”。有的地方，老编剧不愿意教年轻人，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盐城不是这样，只要有一个好点子能救活一个剧本，大家会拼命告诉对方。

这套机制还有一个亮点——优先权。各区县剧目室的本子，对应的各地剧团优先选。杨超介绍：“比如，市剧目室有了好剧本，会优先给我们看。”江苏省淮剧团近年上演的《小镇》《范公堤》，皆是市剧目室与省淮共同打磨出的精品。“剧团排新戏，剧目室还派作者从头到尾跟排。我们和编剧，不是一单一结的甲乙方，而是同一条创作链上的长期搭档。”

譬如，射阳的袁连成，写了二十多年农村戏，为射阳县淮剧团量身定做多部作品。2024年，他执笔的《我家住在渔歌村》获紫金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奖——射阳县淮剧团建团以来首次，并在全省入选的4个县级剧团中名列榜首。射阳县淮剧团团长翟学凡说：“袁连成写戏，贴着我们的演员写。戏一出来，演员唱得顺，观众听得懂。”

建湖县剧目工作室主任袁晓亚，父亲袁福荣是建湖有名的老编剧。父女两代人，服务一个剧团——建湖县淮剧团。她参与编剧的《谷家大事》获江苏省文华大奖。近年来，她又带着00后编剧参与剧团在淮剧小镇的沉浸式演出，把建湖的淮剧、杂技、风土人情糅进戏里。

“四季歌”唱了四十年，盐城还在往前推。2025年，盐城举办优秀剧本推介会。13部作品现场推介，邳州市柳琴剧团签约丁晓东的《好一片枫林红》，盐城市淮剧团签约曾汉才的《XI·缘》。唐文健说：“只要对院团和编剧有益，我们都愿意促成，让好剧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培厚文化土壤，以定力求久久为功

“我们盐城的编剧，不是没有外地机构来挖。”杨蓉说得实在。但盐城的编剧，大多留了下来。

盐城有13个国有剧团，其中6个淮剧团、2个锡剧团、1个淮海剧团、1个歌舞团，为编剧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台下观众土壤的培育也很重要。记者在调研中获悉，盐城建湖县淮剧票友协会，已从十几人发展到上百人，老艺人周克冰自筹资金购置设备，手把手教票友“步伐、手指、身段”。射阳县淮剧协会会长邓正祥，自费50多万元组织“送戏下乡”，即便确诊肠癌，刚结束化疗仍赶回射阳登台。这些点滴努力，逐渐在盐城培养起一批懂戏、爱戏的观众。

“总之，编剧在这里有戏可写、有平台可上、有观众可看。”唐文健说，“这种土壤，比合同更有黏性，也更容易出成果。”

近五年来，盐城累计创作剧本200余部，上演70部，获204项省级及以上荣誉。比如，徐新华的评剧《革命家庭》、京剧《红军故事》，陈明的吕剧《一号村台》，袁连成的壮剧《我家住在铜鼓岭》，分别由天津评剧院、国家京剧院、山东省吕剧院、广西壮剧团上演。

走出去的，不只是老一代编剧的作品。如今，盐城九个县（市、区）剧目室均有了中青年编剧，90后编剧有10人以上。去年，盐城市剧目室招录了00后，标志着新生代的戏剧创作队伍开始形成。杨蓉以青年编剧高新为例：2013年她从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市剧目工作室，已创作出大型戏曲剧本十余部。其中，改编自鲁迅同名小说的楚剧《药》，获江苏省第二届紫金戏剧文学奖。

出彩的背后也有漫长的等待与蛰伏。高新吐露心声：“从入行起，我就做好了至少坐十年冷板凳的心理准备。年轻一代的剧本很少有机会搬演，往往敝帚自珍、束之高阁。付出与得到往往不成正比，坚守就愈发不易。”

唐文健对此看得很清楚——这不是哪个编剧个人的问题，而是文化工作的规律使然。“一台戏从创作剧本到搬上舞台，要三年。至少做两到三个周期，六到九年，效果才能得到一定体现。文化工作是接力赛，不能速成，只有一代一代接力干，才能久久为功。”

“因此，盐城经验提供的不是一个速成的模板，而是值得深思的样本。”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孙书磊指出，盐城最值得借鉴的，是源于本地区、服务本地区、发展本地区的地缘认同机制；最无法复制的，是淮剧作家与淮剧院团的完美适配；重建创作力量，不是简单恢复旧制，而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构建一套既尊重艺术规律又适应市场机制的制度体系。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