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振宇（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2026年9月11日，上海图书馆东馆举办“书房中的文艺复兴——10至17世纪的西方抄写、印刷与装帧艺术特展”，这样高规格的书籍展览，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也非常难得。那天下午，范景中教授接受采访时说：“文艺复兴始于书籍，亦由书籍推动，而想触摸文明，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翻开手边的书……这本书本质上是一份作业练习……”这份和书籍有关的“作业”，他可是练习了一辈子。

　　书籍与文明互鉴

　　《书籍的优雅：文艺复兴书籍札记》（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书籍的优雅》）作为一本导读欧洲文艺复兴书籍的书，却以一册中国书籍开篇。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是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文艺复兴的著作。《书籍的优雅》最见功力的地方，就是把书籍放回文明的脉络里看。文艺复兴研究向来是美术史的重镇，布克哈特以降，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等大师辈出，但美术史研究目光多集中在绘画、雕塑和建筑上。作者直言：这些大师的作品流传太广，书店里随处可见，反倒让人忽略了书籍在文艺复兴中的作用。而事实上，可以说是“书籍引发了文艺复兴”。

　　这是范景中教授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史观念，把研究的重心从图像移到了书籍，把伟大的绘画和雕塑置于一个由抄写、印刷、装帧、递藏构成的知识世界里重新理解。印刷术把古典知识从修道院的缮写室释放了出来：1501年的《维吉尔集》，斜体小开本，可以塞进衣袋，知识终于从贵族的书斋流向市井社会，人文主义从学者书房走向普通读者。作者说，借助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书籍奠基了一条知识旅行和观念传播的大道，是一个没有围墙和边界的学术共和国。本书把美术史视野里的文艺复兴从艺术风格史重新带回文明史的现场。

　　有意思的是，“摇篮本”这三个字，译得很有情味，恰好合了这层意思。欧洲人把1501年以前印成的书叫incunabula，本义是摇篮、襁褓。印刷术早期，印出来的书还带着手抄本的胎记：彩绘的首字母，手工的边饰，羊皮纸的体温，都还留在纸上。把这些书叫作摇篮本，实在是贴切——它们正躺在文明的摇篮里。

　　通过书籍理解人类文明，范景中有着自己的学术优势：他既是较早系统翻译西方美术史著作的译者、学者，又是中国古籍版本学家。开阔的文化视野，七年磨一剑，曾让他写出三十八万字的《中华竹韵》，将东坡和歌德分别作为中西文化的高峰巨人，隐含在相互对话的行文中。现在，看似“急就章”地完成这个展览导览手册——《书籍的优雅》，实则展示了他一生的热爱与学养。书中以欧洲文艺复兴书籍为轴，同时回望中国古籍的递藏与版本传统。范景中教授引用学者德·哈梅尔的话说，中西书籍可以“交相辉映”。

“书房中的文艺复兴—10至17世纪的西方抄写、印刷与装帧艺术特展”现场

　　在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皮耶罗·德·美第奇的书，按学科装订不同颜色的书皮，神学蓝，语法黄，诗歌紫；乌尔比诺公爵用金、银、红三色封皮，让每部书配得上自己的身份。而中国的隋炀帝则把书分为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清代《四库全书》以经史子集分绿、红、蓝、褐四色。即使相隔几百年的时光、离了几万里的距离，书籍装帧的思路竟如此相似。

　　这种比较互鉴的眼光，也见于他对具体文本命运的追踪。展柜里并置着两部几何学印本：一部是1482年威尼斯印行的拉丁文《几何原本》，一部是1893年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重刊《御制数理精蕴》所收的《几何原本》四卷。四百多年的时间距离，在一个展厅里不过几步之遥，而这几步之遥，其实又相互连接，横跨了欧亚大陆。

　　美术史家的眼光看书籍

　　中国最早的印刷品，那些捺印的佛像、咸通九年王玠印的《金刚经》都是图像。西方传世有确切纪年的早期印刷品，如《四位圣徒侍绕的圣母子》《圣克利斯多夫》，也无一不是图像。于是范景中提出一个假说：印刷术起源于图像制作。这个假说把中国书史的经验带进了西方书籍史的研究；反过来，西方书籍史也照见了中国书史中常被忽略的一面：影抄本、毛抄本、稿本等这些把书当艺术品来制作的漫长传统，正是中国自己的“书籍之为艺术”。范景中说，我们一旦把古籍看作艺术，一种旧时月色横空而来的感觉便会悄然而生。以书为镜，西方看见自己的来路，中国看见自己的珍藏。书籍既是文明的记忆，也是文明与文明交谈的语言，是一种特别的艺术载体。

　　书籍之为艺术，这是一个多美的观念啊。我们习惯于把一册书当作思想的容器，习惯于去阅读和重视“内容”，纸张、字体、装帧、递藏，都不过是附属之物。但范景中却强调要把书籍本身当作艺术品来看：用什么纸，排什么字，装什么封面，在谁的手里流传……这些都值得好好瞩目。在《艺术与文明》第三册的前言里，他也强调过：“书籍和艺术，是构成文明的两根支柱。”

彼得拉克《歌集与凯旋》羊皮纸手抄本

约1463-1464年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优雅”，这是他观察文艺复兴的钥匙，也是主要由三本书籍带来的品味。詹森的罗马体活字展示了印刷的优雅。这位威尼斯印刷商创制的字体，从十五世纪七十年代起支配西方版面五百多年；十九世纪末，威廉·莫里斯见到詹森的书，深受震撼，投身私人印刷事业，一心想复兴书籍的艺术。印刷的优雅隔了四百年，仍能点燃一个英国人。卡斯蒂廖内《廷臣论》的sprezzatura则塑造了人格的优雅，一种举重若轻的风度。范景中指出，十八世纪欧洲青年的“壮游”应该改译为“雅游”，因为那些奔往意大利一路游玩探索的人们，追求的不是声势，而是绅士的教养，《廷臣论》正是这场教育最重要的读本。瓦萨里《名人传》则彰显了艺术的优雅，把艺术家从手工艺人的行列里请出来，使其成为人文知识者。

　　范景中曾多次引用贺拉斯的诗句：学习博雅的艺术，让人心柔软，让野性消除。所以“书籍之为艺术”不只是个美学的口号，更是人文主义的命题：书不只是知识的容器，它也是文明的教养方式。

　　范景中笔下的书志学，行文优美，满纸文气，令人抚卷有感。讲字体，从罗马体讲到它如何改变书籍的性格；讲装帧，从饰牌装讲到烫金工艺和重装之殇；讲递藏，从书口画、藏书票讲到一枚枚藏书印背后的故事。看字体如同看笔法，看装帧如同看形制，看插图如同看画派……四十六部摇篮本在他的解说下，件件都是“为眼睛提供愉悦”的造物。所以说，他看待书籍的眼光，全是美术史家的眼光。

　　作为文体探索的艺术史写作

　　范景中是一个非常自觉的文体实验者。他自己也说，这本几个月完成的急就章“是以凌乱的速写，涂抹出一片混沌，跳跃出优雅的星辰。我的写作得到了勃朗宁的语法学家的时刻伴随，得到了瓦萨里《名人传》结句的不时安慰……”慢慢翻阅这本导览，就好像还能跟着范景中一次次去观赏这些书籍，感受语言铺就的一个生动世界。

《彼特拉克全集》

1501年

盖蒂研究中心藏

　　二十多年前，范景中曾谈及贡布里希1930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首中国诗译成德文的一些可能性》：“这篇论文留下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年轻时代自我训练的记录，这种训练即文体训练，他用Dehmel式、Ringelnatz式等具有强烈对比的诗体来译李白的诗歌，并通过翻译开始进行文体问题的探讨。”年轻的贡布里希希望通过文体的变化来改变一首诗的面貌，借此探究文体转换的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贡布里希“私下里总说自己是个作家”，称自己终生受惠于语言：“语言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最重要的宝库。在学得它们的语汇的过程中，我们也被迫思考它们的思维方式、它们的主要观念和它们与我们自己思考习惯的距离。它们使我们立体地看待我们自己的语言。”

　　同样，《书籍的优雅》值得我们读者注意的，不只是有关书籍和文明的描述观念，还有它丰富的文体形式，是那种对于文明的趣味（taste）与激情（passion）。范景中一向把写作当文体的实验。他早年就说过，自己写文章经常变换文体，“实际上我在作练习”。《中华竹韵》那本书，他写了七年，反复练习修改，题目从“中华竹精神”，后来斟酌改成“中华竹韵”，副标题定为“中国古典传统中的一些品味”。在《中华竹韵》里，他就曾不断试探古汉语的潜能：从骈文到现代散文，从文言到白话……激发语言表达的可能，让历史的写作读起来满纸文气，静而灿烂。

　　《书籍的优雅》更是让中文和各种不同的语言之间不断对话交流，不同的语词相互碰撞与激发。有时候，书中人名、书名，原文紧随译名；有时候，正文之间夹着一篇篇“插曲”，辨析中西版本学的异同；有时候，拉丁文、意大利文的词句，不时以原样出现在中文句子里。这样的写法“固然会破坏阅读的流畅感，但慢读，或是跳读，亦无不可”。有人把这样的文体比作在历史长河里漫游：半是导览，半是札记，文字洋洋洒洒，图像随文附见。看着散漫，其实处处用心。他还在书里提到文艺复兴流传最广的格言：festina lente（奋进而稳重）。这几乎是他为这本有关书籍的书，也为阅读本身确定的节奏。

格斯纳《植物志》手稿

约1555-1565年

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图书馆藏

　　范景中说，做这本书时，满脑子想的就是让今天的书籍和文艺复兴书籍形成呼应。在纸质书被反复宣告式微的年代，这样的书出现得正是时候。它提醒我们，对书籍怀有感恩与无限激情，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教养。摇篮本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它稀有，更因为它提醒我们：每一本书，都曾是文明的摇篮，也都是艺术之书。《书籍的优雅》最后引老普林尼《博物志》序言里的话作结：“承蒙书籍的恩惠，我们不仅能和每个人交流，还能和所有人对话；不只与一个时代，而是与古往今来所有时代进行交谈。书籍，犹如万物的灵魂，是记忆的生命。”现在，展览虽然已经结束，但翻开这本书，我们仍然能够强烈感受到人们对书籍的无限感恩与激情。

　　（本文图片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提供）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24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