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配（杭州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庙学是孔庙与官学合一的传统教化场所，兼具祭祀孔圣、讲习儒经之功能。唐代以前，庙学主要见于中央国学及地方州、郡学层级；至唐代，朝廷诏令州县学皆立孔子庙，庙学始布于县域。那么，唐代庙学是否真正推行于天下州县？传世唐代碑刻留存大量地方修庙兴学的翔实记载，是考证唐代庙学建置实况的核心一手史料。

　　唐代碑刻中的庙学

　　唐代庙学碑刻，碑题或作“夫子庙”“先圣庙”“文宣王庙”“庙堂”“孔子庙”，亦有题为“学记”“学碑”者。后世论者多望文生义，将孔庙与官学割裂为两套独立建制，而难以把握其“庙学合一”的特质。

　　初唐庙学碑刻，破除了“仅为祭祀祠宇”的认知误区，直观展现庙学“祭教并举”的原生形态。王勃《益州夫子庙碑》记载龙朔三年（663）九陇营建“县学庙堂”，援引咸亨元年（670）朝廷文教诏书，兼顾庙堂修缮、学馆营建、生徒课业、礼教推行诸事。可见所谓“夫子庙”，实非单纯祭祀之庙，营建之初便与官学深度绑定，兼具祀圣、育才、化民之功用，是朝廷推行礼教于地方、规范地方教化的官方建制。

　　盛唐碑刻进一步完善庙学的核心内涵与运行职能。开元四年（716）田义晊《大唐陕州先圣庙堂碑》以“化人成俗必由学”立旨，记载州县常设博士、助教等学官，地方官员依礼制赴庙陪祭，印证庙学配有固定师资与常态化祀礼，是权责完备的官方教化机构。天宝十一年（752）陈兼《陈留郡文宣王庙堂碑》载庙堂中“崇德树风，敬教劝学”，分科授徒、训育生徒德行，凸显庙学礼学相融、教化并行的核心特质。

　　中唐学记类碑刻，清晰呈现庙学的空间布局与建制逻辑。大历十年（775）梁肃《昆山县学记》载旧制“庙堂之后有学室”，后经改扩建“大启宇于庙垣之右，聚五经于其间”，可见庙学空间布局由“前庙后学”革新为“左庙右学”。又有大历十一年（776）独孤及《福州都督府新学碑》载“先师寝庙、七十子之像在东序，讲堂书室、函丈之席在西序”的格局，祀礼与讲学分区并行，展现唐代庙学“左庙右学”的布局形制。

　　元和年间，韩愈《处州孔子庙碑》，为唐代庙学作出权威官方定论。碑文直言天下州县皆立孔庙、常设学官，虽中晚唐偶有吏治疏弛、教化暂衰，但庙学建制从未彻底废失。处州整修文教、重置讲堂、精选师儒、例行释菜之礼，碑末径直定名“惟此庙学，邺侯所作”。据此可定义：唐代州县庙学是官方统辖、庙学一体，兼具祀孔、讲学、化民功用的文教建制。这一定论既厘清庙学核心本义，也为后文考证庙学州县分布情况确立了核心史料准则。

　　唐代州县庙学制度的确立

　　唐代州县庙学之建制，并非地方偶然营建，而是累朝诏令、礼典规制层层推进的制度成果，拥有坚实的国家典制依据。

　　武德二年（619），唐高祖诏于京师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旧唐书·高祖本纪》）。此时儒教祀典仅局限于京畿。贞观四年（630），太宗下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新唐书·礼乐志》），首次将孔庙营建与州县官学硬性绑定，开启县域立庙兴学的历史先河，为庙学通行州县、遍及全国奠定制度根基。

　　咸亨年间，朝廷严督地方落实庙学制度。高宗咸亨元年（670）下诏：“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有破坏并先来未造者，遂使生徒无肄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致飘露，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营造。”（《旧唐书·高宗纪下》）严饬州县修缮、补建庙学，保障课业与祀礼，推动制度落地州县。

　　景云年间，朝廷重申州县兴学立庙、敦行礼教的规制。唐睿宗颁《申劝礼俗敕》载：“庠序者，风化之本，人伦之先，仰州县劝导，令知礼节……先圣庙及州县学，即令修理。春秋释菜，使敦讲诵之风。”（《全唐文》）敕文责令州县修缮庙学、行春秋祀礼、讲习儒经、举荐贤才，督促地方恪守文教礼制，持续推进庙学建设。

　　开元年间，庙学制度臻于完备，正式载入国家恒典。《唐六典·祠部郎中员外郎》明文规制：“凡州、县皆置孔宣父庙，以颜回配焉，仲春上丁，州、县官行释奠之礼；仲秋上丁亦如之。”州县普设孔庙、岁行春秋释奠之礼。《大唐开元礼》又分别设《诸州释奠于孔宣父》《诸县释奠于孔宣父》，细化州县释奠的官员权责、礼仪流程与祭器规范，让地方祀孔兴学之仪有章可循、有制可依。

　　历经五帝沿革，经由武德初创、贞观立制、咸亨督行、景云补续、开元定型，官典与礼典相辅相成，立庙与兴学深度绑定，一套权责明晰、礼仪完备、通行全国州县的庙学制度正式确立，为各地普遍营建庙学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唐代庙学的州县分布图景

　　庙学制度确立后，是否切实推行于地方州县？依托传世碑刻、正史、出土图经及后世方志等，可清晰勾勒出有唐一代庙学分布的地域格局。

　　剑南、山南西道作为唐代西南文教核心区域，碑刻遗存较多，庙学建制轨迹清晰可考。益州贺遂亮《唐益州学馆庙堂记》、九陇县王勃《益州夫子庙碑》、新都县杨炯《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均记载蜀中州县奉旨营建庙学、学官履职、岁时祀礼的实况。杨炯《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乔琳《巴州化成县新移文宣王庙颂》，记录学子求学、庙学移建、教化边民的史实。由益州、九陇、新都至遂州长江县、巴州化成县，蜀中庙学自初唐起绵延兴盛、代代传承。

　　关中、河南、河东等王朝腹心之地，凭借核心区位优势，庙学兴盛、弦诵恒常。陕州有田义晊《先圣庙堂碑》、凤翔府扶风县有程浩《文宣王新庙记》，记录地方官督修庙堂、例行祀礼、规整学务的制度常态。另有王岩《唐美原县夫子庙碑》，鄠县有乐坤《唐修文宣王庙碑》。河南道文教尤为繁盛，汴州刺史倪若水“增修孔子庙堂及州县学舍”，振兴地方文教（《旧唐书·倪若水传》）；兖州刺史曹华“春秋释奠于孔子庙，立学讲经，儒冠四集”（《旧唐书·曹华传》）。此外，曲阜、陈留、许州、河中府等地碑志，皆载当地礼乐不辍、讲学常态化运行，尽显中原文教繁荣之貌。

　　唐代儒风南渐，江南区域庙学遍地、建制稳固。江南西道的道州、袁州，江南东道的昆山、湖州、处州、福州等地，留存大量名家庙学碑刻，足见东南州县文教建制之盛。其中柳宗元《道州文宣王庙碑》尤为典型，翔实记录南方州县修庙兴学、集聚生徒、培育人才的史实。还有江南西道衡州，衡山县令陆宰修缮县文宣王庙并新建学堂，杜甫途经目睹而作诗《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另据宝庆《四明志》记载，象山县文宣王庙与学校“建于唐武宗会昌六年”。宋代《吴兴志》《新安志》分别载湖州、歙州州学与孔庙建制，以及所存唐代庙学旧址沿革。这些可与唐碑史料共同证实江南庙学自盛唐至晚唐建制稳定、传承有序。

　　唐代庙学远及四荒，边疆州县乃至域外藩属皆遵制营建，彰显大一统王朝的文教凝聚力。西北敦煌《沙州都督府图经》载沙州州县学皆设孔庙、春秋奠祭；河北边地檀州、涿州、定州大兴庙学，教化边民；山南东道襄州、淮南道黄州，文教绵延有序。岭南道更是儒风渐兴，柳州、儋州等州县皆有官方兴学祀孔的明确记载，柳宗元治柳州兴学弘儒、振兴地方文教（《柳州新修文宣王庙碑》），王义方任职儋州聚徒讲经、躬行礼乐，开启海南儒风（《旧唐书·忠义传》）。西南南诏政权亦慕唐风，于“开元十四年，效唐建孔子庙”（《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足见唐代文教辐射力深入边疆荒服、浸润边陲部族。

　　综览天下，蜀中、中原、江南、边疆荒服，皆有庙学落地。刘禹锡的量化记载，更为中唐庙学常态化运行提供了一手实证。《新唐书·刘禹锡传》载：“今夔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举天下州县岁凡费四千万。”可知，中唐至少存在以千计算的庙学数量。元人段成己“隋唐以来，学遍天下，虽荒服郡县皆有学，学必立庙”、马端临“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的论断，加之各类史料佐证足以说明：唐代庙学绝非典册空文，而是广布州县的文教实制。终唐之世，“庙学合一”之制恒久存续，虽各时期有局部教化疏淡，但各地修葺振兴代代不绝。此制筑牢了王朝文化大一统根基，奠定宋元明清千年庙学范式，其以规范化儒学教育凝聚文脉、敦化民风的治理智慧，至今仍具备重要借鉴价值。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