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慧、韩琳（分别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为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著，是中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书。全书共十五卷（包括《叙》一卷）、据形立540部、收字总9353个。古往今来，《说文》正是人们阅读和研究中国古典即中国古代尤其是上古传统文献典籍的管籥与津梁。

　　《说文》所载字形涉及的中国古典

　　清代语言文字学家段玉裁称《说文》是一部“形书”，它贮存了经秦代“书同文”整理规范过的小篆、籀文以及六国古文等字体。

　　小篆由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来，《说文》小篆字形来源文本有秦《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如《说文·叙》：“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此三书为当时童蒙识字课本，汉代闾里书师合并称之为《仓颉篇》，60字为一章，共55章，总计3300字，后人统称为“秦三仓”。《说文》小篆字形还来源于汉代扬雄（也作“杨雄”）续“三仓”而作的《训纂篇》。如《说文·叙》：“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东汉和帝时，贾鲂续作《滂熹篇》，与汉《仓颉篇》《训纂篇》合称“汉三仓”；此外，汉代字书还有《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等，许慎应当也有所参考。

　　籀文即大篆，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西土秦国，《说文》主要来源文本为《史籀篇》，该书是西周宣王时期的童蒙识字课本。《说文·叙》：“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史籀篇》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亡佚六篇，后经历乱世兵燹，残卷于西晋晚期散失。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石鼓文便是这类字体。

　　《说文》中的古文主要为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文字，其来源文本主要是孔子壁中书、《春秋左氏传》。《说文·叙》言：“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班固《汉书·艺文志》等对孔子壁中书皆有记载，可相印证。

　　《说文》说解字义涉及的中国古典

　　《说文》据形释义，除引约30家通人说外，许慎依据的主要是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群书载籍等，系统保存了先秦经典文献词义。什么是“经典”呢？“经”，《糸部》（“《说文·糸部》”省作“《糸部》”，下同）解释为“织也”，即本义指织布机上的纵线。因为织布时经线是固定的，同时决定了布匹的宽度和长度，纬线往来穿插，因此人们就把那些历来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称为“经”。“典”，《丌部》解释为“五帝之书也”，本义为典册、典籍，指具有垂范价值的重要文献书籍，“典”侧重的是标准、规范。因此，“经典”旧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后来泛指权威著作。

　　儒家经典的数目，历代有所增衍，据《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等记载，儒家原有六经，主要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秦火焚书之后，《乐》失传亡佚，至汉实存五经。《后汉书·赵典传》记载“七经”，即在“五经”基础上增加《论语》，后来又增益《孝经》；东汉灵帝时于洛阳太学以隶书刻《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经，刻46碑，世称“熹平石经”；唐代以“九经”试士，从《新唐书》中记载可知，九经具体包括《礼记》《左传》《诗经》《周礼》《仪礼》《周易》《尚书》《公羊传》《穀梁传》，合《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二经；宋代复增《孟子》，遂成十三经。

　　《说文》解说中直接称引且标注书名的古籍数量众多，属于儒家经典及传注的主要有《周易》《虞书》《夏书》《商书》《周书》《鲁诗》《韩诗传》《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尔雅》《论语》《孝经》《孟子》等儒家经典，其余则有《春秋国语》《司马法》《山海经》《楚辞》《史篇》《老子》《墨子》《韩非子》《淮南子》《五行传》《太史卜书》《祕书》《军法》《汉律》《汉令》以及扬雄《解嘲》《方言》等，还有不标书名但以人名见引者，如“天老”“伊尹”“师旷”“孔子”“吕不韦”等。

　　《说文》所载中国古典的材料与形制

　　《说文》记载的上古时期典籍的书写材料，主要有竹木、缣帛、青铜器、玉石等，相关装帧形制主要有简策装与卷子装。

　　在纸产生之前，竹子和木头是最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竹子韧性好、不易折，便于取材又方便制成狭长、轻薄的窄条，因此早期书籍多书于其上，这种载有文字的竹片又可称作“简”，如《竹部》“笵”字下释有“竹，简书也”，“简”由此引申而泛指书籍。竹简长短不一，用以记载法律、史事、经典等，如《竹部》“古法有竹刑”，“竹刑”即用竹简记载刑法科条。近年来，江西海昏侯墓出土大量竹简文献，其中秦汉时期全本《诗经》约有1200枚，轰动世人；失传1800余年的齐《论语·智道》竹简也于2026年4月首次公开展出，举世瞩目。关于木质书写材料，《说文》中则有“版”“牍”“札”“牒”“椠”诸字。《片部》：“版，判也。”“版”即剖开成片的木板，可以用来写字，后世亦统称书籍为版。古时写字的木板也称“牍”，《片部》“牍，书版也”，古时多用来书写公文诉状、信件等，也可泛指书籍。“札”指书写用的小木片，《木部》“札，牒也”，即木制的“简”。木札也可像竹简一样编联，居延汉简中就有保存完整的编联木札。由于“札”的体制狭长窄小，所记无多，于是一些零散记录累积而成的著作被称作“札记”，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笔记、随笔。“牒”本义为古代书写用的木片，《片部》：“牒，札也。”“椠”则是未经书写的素版，《木部》释为“牍朴也”。

　　竹木简牍装帧多采用简策装，人们先选择优质竹子、木头制作竹木片，接着杀青、编排次序、加入赘简与末简、用皮绳等编连，大多为先编次然后用毛笔蘸墨汁书写，写至编纶处则避开，编写完成后以末简为轴从尾向前卷收、捆扎。盛装简策的布袋或封套称为“帙”。《巾部》：“帙，书衣也。”“编”是简策装很重要的程序，《糸部》“次简也”，即依次排列竹简，也指古代用以串联竹简的皮条或绳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喜读《易经》，翻阅勤勉以致把编联竹简的皮条都多次磨断，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韦编三绝”。编联起来的编简叫作“册”，也作“策”。《说文》“册”字小篆，俨然像有两道编绳的简册之形。《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策”《说文》释为“马箠也”，本指竹制的马鞭，假借为“册”，表示简册、书籍义，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铸刻在青铜器、石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许慎撰写《说文》时也利用了铜器铭文资料。如《说文·叙》：“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此外，《说文》收录的字形，不少可以与后世发现的青铜器铭文相互印证。《说文》“及”“攸”“也”等字头下多处提及“秦刻石”。秦代多称为“刻石”，汉之后多称为“碑”，可统称为碑刻。我国历史上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诸多著名碑刻。近年青海发现的秦始皇“采药昆仑刻石”也引起学界广泛讨论。古人还将文字写在玉器上，如《玉部》：“珽，大圭，长三尺，抒上，终葵首。”“珽”即玉笏。山西侯马晋国东周“盟誓遗址”曾发现大批主要由朱书写就的玉片，郭沫若等指出其为古代歃血定盟盟书，故被称作“侯马盟书”。

图1

图2

　　“帛”是丝织品的总称。《帛部》言：“帛，缯也。”用墨笔或朱笔等写在缯帛上的文字及作品等称为帛书，如《巾部》“帖”就释作“帛书署也”，即写在缯帛上的题签；《糸部》“（见图1）”下有“杨雄以为汉律祠宗庙丹书告”，“（见图1）”是宗庙祭祀时用丹砂书写告神的帛。《说文》中的“纸”并非现在通用的纸张义，《糸部》言“絮一苫也”，段玉裁改“苫”作“（见图2）”，指漂洗蚕茧时附着在漂器上的絮渣，也指用丝制作的缣帛。北宋孔平仲《珩璜新论》：“纸字从糸，帋字从巾，蔡伦未造纸以前，以帛为纸，所谓竹帛也。”帛书装帧多以长宽适当的竹、玉等为轴，从尾向前卷起，也就是卷子装。

　　2026年6月9日至10日，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召开。而《说文》作为中国古典学重要的研究对象，正借助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世界了解中国汉字文化打开新的窗口，成为汉字文化圈进行国际交流、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当下重读《说文》，我们会发现，它不仅是一部字典，更是研究中国古典不可或缺的文献渊薮。其中每一处涉及典籍的文字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两千多年前中国学术的恢宏气象，呈现出一个可以对话的古典世界，同时也为赓续历史文脉、返本开新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点。它不仅解释了一个个汉字，更保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在历史的长卷中熠熠生辉。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