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百年的文学对话——《聊斋志异》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作者：杨军（陇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其在越南的跨文化传播之旅，深刻印证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适应性。这部创作于17至18世纪的文学瑰宝，不仅实现了从汉文原本到本土化译本的转化，也在越南近现代文学与文化领域留下了深刻印记，成为中越文明互鉴的典范。

《聊斋志异》在越南的持续译介

《聊斋志异》在越南的传播历程，是一部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化适应与再生史。

早在18至19世纪，《聊斋志异》的汉文原本便已在越南儒士阶层中悄然流传，成为知识精英的精神滋养。阮朝典籍《圣宗遗稿》中所载的《花国奇缘》，其叙事结构与《聊斋志异》中的《莲花公主》高度契合，显露出“聊斋元素”对越南本土文学的早期浸润。20世纪初，法国殖民统治植入拉丁化国语字，此后，汉字在越南的地位逐步被拉丁化国语字取代，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层。

然而，经典的生命力恰在变革中勃发。为推广新文字，殖民当局鼓励翻译通俗读物，《聊斋志异》迎来了系统译介的第一次高潮。1918年阮有进于《南风杂志》选译《聊斋志异》中的《红玉》，开启了经典篇章本土化的尝试。这一阶段的译介，虽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于殖民政府的文字改革策略，却客观上为《聊斋志异》的经典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译介的成熟与深化，与越南民族意识的觉醒相伴而行。1937年，诗人阮克孝的选译本具有里程碑意义，其译序创造性地将《聊斋志异》与越南民族文学瑰宝《金云翘传》并置，深刻指出蒲松龄“借鬼狐抒胸中忧愤”，正如阮攸“寄伤感于《金云翘传》”，二者在语言精练、典故确切与抒发知识分子忧愤上具有同等价值。此序所揭示的批判精神内核，被后续十几种译本沿用，形成了跨代际的阐释传统，深刻影响了越南知识界对这部作品的解读。

随着越南社会政治格局的剧烈变迁，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聊斋志异》的译介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与适应性特征。1950年曹政一的仿写本《聊斋志异》（四卷本）开创了创造性转化的新路径；1989年河内文学出版社推出首个严谨的学术校勘本，标志着其经典地位的学术确认；1993年范廷求的儿童版则成功实现了这部经典受众的拓展与普及。

近百年间，“几乎每十年就有新译本问世”的持续译介现象，构建起一个覆盖精英与大众、学术与通俗的立体传播网络，使《聊斋志异》真正融入了越南的文化血脉。

思想与文化的深层次共振

《聊斋志异》在越南的影响力早已溢出文学审美的范畴，深刻渗透至社会思想、文化基因塑造以及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呈现出多维度、深层次的文化共振。

在社会思想层面，《聊斋志异》成为批判封建压迫、反思社会不公的重要思想借鉴。书中对科举制度腐朽本质的犀利揭露、对官僚体系黑暗的深刻鞭挞，与越南近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形成了强烈的历史镜像与情感共鸣。阮克孝译序中特别强调“蒲松龄笔下的书生抗争，正是被压迫者的精神武器”，这种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推动了越南本土的文学创作实践。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元亨的汉文笔记小说《见闻录》便已开始化用《聊斋志异》的志怪叙事模式，通过狐鬼故事曲折揭露阮朝官僚体系的腐朽与社会的黑暗。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抗法抗美民族解放斗争中，《聊斋志异》借古讽今、托物言志的独特手法，亦为部分越南作家提供了反映现实矛盾、抒发抗争意志的艺术借鉴。

在文化融合层面，《聊斋志异》极大地丰富了越南文学的想象力与叙事传统，实现了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其瑰丽奇幻的狐仙花妖世界、深入人心的因果报应观念，以及人鬼相恋、精怪报恩等经典母题，被越南文学广泛吸收并深度本土化。这种借鉴与转化呈现出清晰的谱系。一方面，越南汉文小说集《传记摘录》中的《书痴传》，直接移植了《聊斋志异》中《书痴》的核心故事框架——书生痴迷典籍终获奇遇，但进行了彻底的本土置换。主角郎玉柱变为越南士子黎文孝，颜如玉化身“河内才女”，藏书阁也易作升龙城（今河内）文庙。另一方面，更深远且不易察觉的影响则发生在民间故事领域。越南广泛流传的“榕树精”传说吸纳了《聊斋志异》中《聂小倩》的人鬼相恋、历经磨难终获团圆的叙事模式，“花仙变美女报恩”的母题则明显脱胎于《聊斋志异》中的《葛巾》《香玉》等名篇，已深深嵌入越南民众的日常生活经验与集体记忆之中。正如河内文学出版社译本序言中所描绘的越南青年阅读体验：“读《聊斋》如见身边事”。

在教育传承层面，《聊斋志异》译本的出现与普及，使其从精英阶层的案头读物成功转型为国民教育和文化启蒙的重要载体，发挥了承续文化血脉、塑造伦理观念的作用。在传统汉学教育体系因文字变革而断裂后，《聊斋志异》凭借其生动的故事和深刻的道德训诫，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沟通精英与大众的文化桥梁。早在20世纪30年代，其通俗译本就被用于推广拉丁化国语字，服务于文字普及运动。1954年后，随着越南北方教育体系的重建，《聊斋志异》精选篇目如《促织》《崂山道士》等正式进入越南中学语文课本。范廷求的儿童版《聊斋》更是将经典普及化推向了新的高度。

更为重要的是，《聊斋志异》所承载的儒家“忠孝节义”伦理核心与民间朴素的善恶报应观念，通过广泛的传播与教育实践，在越南社会得到了强化与再诠释，深刻参与了越南民众道德伦理观念的塑造。在汉语教学领域，《聊斋志异》更展现出双重价值：河内国家大学等高校选用《婴宁》等篇目作为训练文言阅读能力的经典范本；同时，《黄英》等涉及商业活动的篇目，也成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伦理与经济观念的重要窗口。

回望《聊斋志异》在越南的跨文化传播之旅，其成功跨越文化边界、扎根异域并开花结果的奥秘，在于其普世的人文关怀、强大的叙事魅力与灵活的传播形态。对爱情与正义的讴歌，对压迫与不公的批判，是其引发跨越时空共鸣的情感基石；奇幻与现实交织的笔法、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构筑了其征服异域读者的美学基础；从汉文原本的直接阅读，到多语种、多层次、多形态（全译、选译、仿写、学术本、儿童本）的译介与本土化再生产，则充分展现了经典在面对异质文化土壤时所具备的惊人适应性与再生能力。

从阮有进1918年首译《红玉》，到当代越南大学讲堂里对《婴宁》的细读解析，《聊斋志异》在越南传播的百年旅程，是一部中华文化世界化的生动史诗。它深刻印证，唯有秉持尊重差异、引发共鸣、鼓励共创的理念，承载中华文明精髓的文化瑰宝，才能在世界的百花园中绽放永恒的光彩，彰显文学跨越国界、沟通心灵的永恒魅力。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2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