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诗教与性情之正的养成

　　【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

　　作者：付林鹏（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国学研究院教授）

　　中华文化历来重视人格的养成与完善。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人格，既是传统社会理想人格的典范，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涵养性情、淬炼气质，本就是塑造君子人格的根基。明儒邹守益有言：“君子之学，以陶养性情为第一义。”那么，性情如何陶养呢？正如清人王鸣盛所言：“诗之为教，原本性情。”历代学者普遍认为，诗教是君子涵养性情、修身立德的重要路径。诗歌不但承载着丰富的、用于涵养“性情之正”的教化资源，更由此衍生出绵延不绝的教化实践。

　　诗教关注性情养成

　　诗教有广狭两义。狭义专指“《诗》之教”，即以《诗经》为核心范本进行的教化实践，归属于儒家的六经教化体系；广义则为“诗之教”，泛指以诗歌为载体的教化形态，并不局限于《诗经》文本。无论狭义还是广义，诗教均以君子人格的性情涵养为核心旨归。

　　相较而言，“性”指的是人内在的本质，具有先天特征；“情”则是这一本质的外现，表现为喜怒哀乐等不同情感形态。在《性自命出》等儒家文献中，性情被视为建构人道秩序的思想根源与逻辑起点。而《诗》《书》等作为人道的外现，皆根源于性情。由此，性情理论在儒家诗教中得以生发。

　　早期诗教融合在乐教之中。上古三代时，乐之外无所谓学。相传虞舜之时，乐官夔便以乐教训导贵族子弟：“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在这里，诗是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根本目标在于塑造贵族子弟正直温和、宽厚谨肃、刚正不暴、简约谦抑的中和心性。及至西周，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教国之子弟，所教科目包含了很多涵养性情的内容。其中，乐德是乐教的核心，既包括中、和、祗、庸等内在德性，也包括孝、友等外在德行。

　　《诗》教作为独立的教化形态，由孔子正式确立。孔子将《诗》从礼乐仪轨中剥离出来，使之不再是仪式的附庸，而是转化为阐发义理、培育君子的首要教化方式。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论述，肯定了《诗》对于人格养成的作用。《礼记·经解》则将《诗》教的价值总结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据孔颖达解释，“温”指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而“敦”则有笃实厚重之意。可见，“温柔敦厚”的教化目标，意在塑造仪容谦和、性情温良、品行笃厚的君子人格。

　　近代经学名家唐文治据此提出“《诗经》性情学”的理论，认为孔子论《诗》，无论是“兴观群怨”，还是“温柔敦厚”，“皆性情为之也”。他在《〈诗经〉性情学序》中肯定了《诗》教与性情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对诗教涵养性情的内在机理做了阐发：“诗者，性情之所发，即所以养性情之具也。”诗歌既为主体性情的自然流露，故写诗、读诗的过程，天然具备涵养、陶铸人心性情的教化功能。

　　诗教起于“性情之正”

　　诗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文学形态。自从人类有情感需要抒发，便产生了诗歌。古人在训解“诗”的概念时，就将其与性情紧密关联：一是“诗者，志也”，以《诗大序》《说文》等为代表；二是“诗者，持也”，刘勰《文心雕龙》对此有深入阐发，强调诗的作用在于“持人情性”。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诗与性情的内在关联，历代诗人在总结诗为何而作时，多将其概括为“吟咏情性”或“歌咏性情”。

　　《诗大序》较早对诗的生成机制进行了系统阐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它一方面继承了《尚书》以来的“言志”传统来解释诗义；另一方面又整合了《乐记》中的性情理论，做了进一步发挥。汉人常将“志”训为“思虑”或“志意”，认为这是一种带有道德预设、契合群体价值取向的理性情感，不同于偏向个体感性体验的情绪抒发。《诗大序》十分重视“志”的公共性，认为《诗经》中那些由士君子所作的雅、颂诗篇，便是这类理性情感的抒发，因而呈现出中和雅正之美。

　　《诗经》中的变风、变雅，原是普通民众“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而发。百姓发为歌咏，多本于真情，然而这种情感缺乏理性节制，因此需要国史的采录整理，并以“发乎情，止乎礼义”为准则。所谓“发乎情”，即是民众情感的自然流露；“止乎礼义”则是以群体共识所确立的价值规范，调适、疏导民众的情感。其后，孔子又对《诗》加以删订，“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使诗篇中所承载的性情，不再是漫无约束的情感抒发，而是合乎“礼义”的理性道德情感。经过这样的文本塑造，《诗经》便成为彰显“忠厚和平”与“性情之正”的典范。

　　“性情之正”本是二程阐述礼乐教化时提出的核心概念，后被李樗、朱熹引入诗教理论。在朱熹看来，孔子论《诗》时提出的“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正是以诗歌为载体，引导人们归于“性情之正”。受其影响，后世论诗教者普遍主张，可承担教化功能的诗歌，重在使读者在阅读吟咏中涵养“性情之正”。

　　故《诗经》之外，后世陶渊明、杜甫等诗人的作品，以及《唐诗三百首》这类诗歌选本，之所以被纳入诗教实践，其根源也在于蕴含性情之正、具备中和之美，可以起到“持人情性”的教化作用。

　　诗教塑造君子性情

　　那么，诗教又是如何塑造君子性情的呢？

　　一是感发志意。诗教最核心的功用，是借助诗文意象与内在情志叩击人心，唤起共鸣、引发联想、陶冶性情，最终沉淀为高尚纯粹的道德情感。孔子就将诗的感发作用，总结为“《诗》可以兴”。所谓“兴”，有触动兴起之意，朱熹将其解释为“感发志意”。诗歌根植于人之本心性情，学诗者可以通过诗中“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表达，兴起好善恶恶之心，培养性情之正。由此来看，传世名篇无不具备感发人心、砥砺情志的力量。《关雎》看似描摹君子思慕淑女的情愫，内里实则寄寓以礼自持、情合乎礼的操守；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足以感发读者悲悯苍生、博爱无私的恻隐之心；孟郊《游子吟》以日常生活落笔，质朴真切，令人感念母爱深恩，珍重孝道亲情。

　　二是歌咏养心。诗既是语言的艺术，更是声音的艺术。于语言层面，推敲炼字、考究对仗、经营意象；于声音层面，可吟可唱、追求韵律、重视声情。诗歌在歌唱吟咏之间，往往能够调适身心、宣养情性、温润气质。王阳明尤为重视歌咏对君子心性的培养，《华阳明伦堂会语》就记其直言歌诗“乃养心第一义”，他又在《训蒙大意》中提出教化童蒙“宜诱之歌诗”。在具体实践中，王阳明不仅订立了歌诗教习的规范，还依据“九声”“四气”创制了一套完整的歌法，试图通过诗歌的阅读、吟唱来修身育人。

　　三是涵泳体察。诗教还贵在反复涵泳、精心体悟。优秀的诗篇，往往寄天地万象于字句之间，寓喜怒哀乐于诗情之内。通过品读体味优秀诗篇，既能了解世间百态，又能反观自我身心，使浮躁暴戾的情绪日渐消解，以此涵养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君子性情，养成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风。如研读《诗经·小雅》诸篇，可习得恭谨谦和、敬畏守礼的内在品格；学习陶渊明的田园佳作，能体悟淡泊自守、安贫乐道的高旷心境；沉吟苏轼贬谪期间的诗词，于人生起落之间，能领会随遇而安、旷达自持的博大胸襟。

　　诗歌是用最美的语言表达最深的情感。诗歌的学习和阅读，不仅是君子性情培养的美育路径，还是君子人格的养成方式，更是社会进行教化的实践经验。即便在当代社会，诗教仍是道德建设与人格培育过程中涵养性情之正的重要途径。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