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堂：素心青简探寰瀛

　　学人小传

　　胡玉堂（1918—1988），浙江慈溪人。1937年考入浙江大学史地学系，1941年考取该校史地学部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受聘为绍兴春晖中学校长，1954年调入浙江师范学院任教。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杭州大学，此后胡玉堂一直执教于杭州大学历史系（今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前身）。曾任杭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著有《西洋史简编》《中国史简编》《胡玉堂世界史文集：西欧古代中世纪研究》等，参与编写多部世界史教材。

1984年，杭州大学历史系同事合影，自左至右分别为金普森、黎子耀、沈炼之、杨招棣、胡玉堂、王正平。

《胡玉堂世界史文集：西欧古代中世纪研究》

《西洋史简编》

　　作者：张凯（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杭州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铭玥（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胡玉堂是杭州大学历史系（今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前身）的奠基人之一，也参与了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与开拓。

　　1941年，胡玉堂成为浙江大学史地学系西洋史方向第一位研究生，1944年毕业。留校任教。1949年他到绍兴上虞担任母校春晖中学校长，1954年又服从浙江省教育厅的安排，再赴杭州，来到浙江师范学院（后并入杭州大学）工作，兢兢业业任教30余年。胡玉堂的一生，既践行了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也诠释了他为人为学为师的理想与追求。

　　负笈远行千里路

　　1936年，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第一次校务会议便决定在文理学院下设史地学系，张其昀任系主任。1937年，胡玉堂考入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次年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理学院两院，史地学系隶属于文学院。作为史地学系的第二届学生，入学前，他就对地理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对如何阅读和绘制地图表达了个人观点。在《地图之缩尺》一文中，他提出：“地图为研究地理学的明镜……地理之重要毋庸赘述，地图于地理学之重要更不待论；故地理之阅读法、绘法，实是中等学生所必具的知识。”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培养目标有三：造就对史学与地学有志深造之人才，造就对中学史地教育富有实验兴趣之人才，造就对现代问题富有研究兴趣之人才，分别指向学术研究、中学教学和实际应用。无论是何目标，都要求学生博通与专精并重，国文、英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断代史、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史地学系学生共同的必修课。这种教育理念奠定了胡玉堂广博而扎实的学术基础。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浙江大学西迁，一路历经艰辛。随校迁徙途中，胡玉堂满怀热忱参加了许多抗战服务活动。1939年，他与数十位同学组成战地服务团，奔赴桂南前线，进行宣传演出，协助救护伤员。他还加入了浙江大学影响最大的进步组织黑白文艺社。该社成立于1937年，取意“黑白分明”，同时响应奋战于“黑水白山”的东北同胞，旨在团结同学，借助文艺作品宣传抗日。黑白文艺社虽名为文艺社，但活动并不限于戏剧表演。社团下设文艺、哲学、社会科学三个学习小组，在遵义时期还举办读书会，组织同学们阅读讨论进步书籍。胡玉堂还担任过塔外画社负责人。塔外画社，顾名思义，是要走出象牙塔，深入人民进行创作。胡玉堂组织社员一起为抗战、戏剧演出等进行绘画宣传。他曾乐观预测抗战前景：目前由少数国家的少部分人发动的世界战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

　　时局动荡，史地学系人员四散零落。患难岁月中，师生共处别样亲切，张荫麟之精辟，贺昌群之恳切，刘节之激越，李源澄之实干，都令胡玉堂印象深刻。也正是有了抗战时期前辈学者的辛勤耕耘，才奠定了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学术根脉，使其成为战时“新史学”的重镇之一。浙江大学文学院由梅光迪主持，他倡导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笔者在对胡玉堂亲属的访谈中，得知学贯中西的梅光迪颇为器重胡玉堂。也正是受到梅光迪的启发，胡玉堂对世界史，尤其是对西方文明的起源与演变，产生了浓厚兴趣。

　　1941年，胡玉堂考取浙江大学史地学部史地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洋史。彼时，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尚处于起步时期，虽有一些学校开设了西洋史等课程，也有大量西方史学著作被译介到国内，但中国学者的独立研究还不成熟。1944年7月，胡玉堂完成了题为《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与雅典帝国》的毕业论文，获得硕士学位。虽当时国内西洋史原始材料有限，但他在这篇论文中运用社会科学观点进行比较分析，自主阐发雅典民主制度对希腊历史的影响，得到校内外评审专家的一致肯定。

　　毕业后，胡玉堂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学系史地研究室编辑、讲师，开设希腊史、世界通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等课程。他讲课旁征博引，思路清晰，深受学生好评。

　　除讲授专业课程外，胡玉堂还心系大众教育。他编写了《西洋史简编》和《中国史简编》，两本小册子于1948年出版，被收录在商务印书馆“国民教育文库”中。这两本书作为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旨在传播学科知识，力求浅显易懂。他别出心裁地为每章每小节分设标题，使内容条理清晰。胡玉堂十分注重介绍各时代的文化活动与思想潮流，并精准概括每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例如，在中国史方面，汉朝的智识阶层皓首穷经，形成今古文两派，但对普通百姓来说，道教和佛教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在西洋史方面，他比较新旧石器时代的差异后，点明人类进步新起点首先表现在文化加速发展；他将西方中世纪归纳为“信仰与封建的时代”，总结19世纪思想界的最大贡献是产生了一门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的流行是十九世纪文化史上最“奇突的一页”。当时人们常将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因而胡玉堂特别强调，二者的区别在于，社会科学是客观的研究，社会主义是一种针对不合理现实的改造主张，社会主义者需兼具科学智识和革命家的理想。他言简意赅地叙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实践的历程，欧文、傅立叶等人乌托邦式的幻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国际的诞生，俄国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事实，被浓缩于简明扼要的文字之中。

　　胡玉堂这种融通中西的视野，充分体现了史地学系培养学生的理念：以国史为本位，兼具以世界为全局的眼光，养成比较研究的能力。胡玉堂后来虽主要从事世界史教学，但仍对中国史保持着浓厚的兴趣，非常注重在历史教学中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

　　游子回报三春晖

　　胡玉堂15岁时便独自踏上求学之路，就读于绍兴上虞的春晖中学。这所中学是全国闻名的新式学校，享有“北南开，南春晖”的美誉。学校以“与时俱进”为校训，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诸位名家先后在此就职，蔡元培、何香凝、叶圣陶等名流曾来此讲学授课，传播新知。在学校浓厚人文氛围的熏陶之下，胡玉堂各科成绩都十分优异，也培养了对艺术的兴趣。他曾在春晖中学校刊上发表新诗若干首。在《自己的歌》中，他写道：“尝遍了苦才会尝到人生之甜味，知道吗？青年的意志该有百分之九十九是朝气。”此时的胡玉堂或许也未曾预料，十几年后他将怀揣着使命与信心返回这片启蒙之地，开辟一番崭新的事业。

　　1949年5月，上虞解放，春晖中学旧校董会自行解体，校长离职。一部分旅沪校友和心系春晖的进步人士于8月重建校董会，商议校长人选。此时恰逢浙江大学内部进行院系调整，史地学系地理组单独成立地理系，隶属于理学院，历史组停办，教师要么自谋出路，要么等待分配。经春晖中学校董们的推荐，胡玉堂受命担任校长。胡玉堂就任后，成立校务委员会讨论学校诸项事宜。

　　当时的春晖中学百废待兴，校董们为筹集经费重建校园，不惜变卖家产，四处募捐。对于胡玉堂来说，从大学教师到中学校长，也是不小的挑战，他逐步摸索研究基础教育之道，在学习中求进步。聘任教师就是一大难题，合格的老师既要政治过硬，又要具备较高的教学水平。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和协商，他决定在29位春晖旧教职员中，留聘7位，又新聘18位，组成25人的教师队伍。之后的三年里，胡玉堂携妻子章曼丽和老师们一起制定校规、编写教材。他凡事亲力亲为，自己登台讲授历史、语文、英语等课程。受浙大史地学系熏陶，胡玉堂非常重视地理教学，曾聘请著名地理教育家俞易晋来校指导。

　　胡玉堂非常重视劳动教育，学校各年级都开设劳育课程，利用校园周围空地种植粮食，利用湖塘养殖鱼鲜。师生们既锻炼了身手，培养了劳动习惯，也减轻了学校的经济负担。

　　在胡玉堂的带领下，教师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待教学工作，成立了学科研究会，交流教学经验，改进教育方法，学校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几年里，学校规模扩大了许多。

　　胡玉堂对于春晖中学情感深厚，调回杭州任教后，仍密切关注着中学教育。他与春晖中学的教师、校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家中常有春晖故友前来探访。春晖中学六十周年校庆时，他积极参与筹备纪念活动，并作《怎样学习历史》的演讲。根据胡玉堂生前意愿，他逝世后长眠于春晖白马湖畔。

　　沉潜治学成一家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浙江师范专修学校等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该校历史系于1952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54年，为加强师资力量，省文教厅正式调胡玉堂回浙江师范学院任教。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杭州大学，两校历史系也合二为一。

　　当胡玉堂重新回到大学课堂时，世界史学科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学者们积极探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思考历史，建设世界史学科体系。在教学方面，编写通史、教材、教学大纲是一项重要工作。历史系按相关课程分别建立教研组和教学小组，讨论修订教学大纲和讲稿。胡玉堂每每伏案工作到深夜，回杭执教的三十多年里，他一共编写了数百万字的讲义：1954年，编写政治专修科世界近代史讲稿；1955年至1957年，编写《世界中世纪讲义》详细提纲；1956年，与同事叶作舟、谢兆熊、管佩韦、朱子善合编《初中世界历史讲话》；1958年8月，与同事谢兆熊、毛昭晰以及28位同学一起编写《世界中世纪史教学大纲（草案）》；改革开放后，参与了《法国古代中世纪史》《基督教史》《世界史大事汇编》《世界史手册》等书的编撰。1979年，他与同事毛昭晰、王正平合著《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胡玉堂与同事在编撰《初中世界历史讲话》时，明确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经济结构发展为框架。全书分为古代及中世纪史部分和近代及现代史部分，共十一讲，按照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序编排世界历史，叙述五种社会形态的形成和演变。胡玉堂明确提出，历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需要服务于现实，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不同社会，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社会发展、革命斗争的规律，通过历史上不同国家的比较分析，可以帮助人们懂得国家的阶级形态。《世界中世纪史教学大纲》同样以社会经济结构为基本脉络，尤其注重打破以往以少部分历史人物为中心的书写体系，打破王朝叙事，突出人民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体现大众物质需求和文化生活的创造。胡玉堂等学者意识到，西方学者主导的世界史书写存在局限性，主张破除“西欧中心论”。在课程中，他们适当增加东方国家的内容，均衡叙述亚非欧的历史。

　　改革开放之后，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变得更加密切，中国世界史学者在编写世界通史类著作时，在更为体现中国特色的同时，也面临如何突破其他国家同类著作的书写范式这一大难题。为配合世界通史编写工作，《世界历史》杂志开辟了“怎样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栏目，学界对此展开了充分讨论。其中，杭州大学历史系组织了两次专门座谈会进行讨论。胡玉堂认为，世界通史应按照社会发展阶段，划分为几个大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按不同特征划分地区大单元，各地区以一个或几个国家作为中心，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是否具有典型意义作为选取标准，在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脉络下，有主有次、有轻有重地探究各地区的特殊规律和相互往来联系。

　　胡玉堂对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写了《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的几个问题》《西欧封建社会应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及《中世纪西欧的政权、教权和封建制度》三篇文章进行讨论，针对学界已有结论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自18世纪以来，各国学界对西欧封建制度都有广泛探讨，但从未有定论，大致形成“罗马派”与“日耳曼派”两种观点，前者主张奴隶和隶农的起义或革命是实现变革的决定力量，后者主张蛮族征服是决定力量。中国学者最初颇受苏联学界影响，20世纪60年代开始主张西欧封建制形成是两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直到80年代初，胡玉堂的文章引起学界对该问题更深入的讨论。胡玉堂首先阐明了对于起义和革命两个不同概念的理解：不可否认，奴隶起义长期存在于罗马社会，且对奴隶主的统治起到了打击作用；但革命，不仅意味着旧制度的灭亡，更意味着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然而奴隶阶级不能体现新的生产方式。接着，他援引丰富的材料，以严密的逻辑论证奴隶起义只是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进程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之一，罗马奴隶社会内部并没有形成和奴隶制对立的先进阶级。最后，他提出，蛮族征服彻底推翻了西罗马帝国的统治，封建贵族通过掠夺与封赐，得以完成早期的土地资源积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封建主义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的军事组织中”。征服过后，遇到生产力的影响，封建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胡玉堂的观点成为世界史学界争鸣的一个热点。

　　续焰传薪启后生

　　改革开放之初，杭州大学历史系课程设置不成体系，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直到1988年病故前，即使身患病痛，胡玉堂仍坚守在讲台之上。其间，他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世界古代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西欧史学史、基督教史、法国史、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读、西方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一度同时身兼三门课的教学，授课时数之多，超过许多年轻教师。

　　胡玉堂求学时，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导师顾穀宜家中求教。这种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影响了胡玉堂的为师之道，他将这一种风格延续到对研究生的培养上。课上，师生列席而坐，品茗论学。课下，学生们乐于到老师家中拜访，对弈怡情，读书论道，在日常生活中熏陶学问。胡玉堂认为，学生们掌握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历史教学的另一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因此，在指导学生时，他常常鼓励学生提出新颖的想法，不要因观点幼稚而放弃思考。据其学生庞易民回忆，胡老师堪称“新派老头”，治学严谨却思维活跃。在老师的启迪下，学生们也敢于提出与主流史学不同的观点。庞易民初撰《教皇尼古拉五世与文艺复兴运动》一文时颇为忐忑，后得到胡玉堂指点，完成论文并提交给一次重要的世界史学术会议，被选为大会发言，且被评价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研究的重要论文。

　　杭州大学成立后，许多教授入住杭大新村，彼此照应、往来密切。历史系胡玉堂、沈炼之、叶作舟、黎子耀等老师都曾居住在杭大新村，这些先生们对青年教师总是有问必答、倾囊相授，胡玉堂更是如此。在评选教授时，由于名额有限，尽管自己符合条件，他却推迟参评，执意让晚几年入职的老师先评。这份谦让与无私，体现了那一代学人的风范。

　　从1960年起，胡玉堂肩负了历史系许多行政职务。他先后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系务委员会委员，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在大大小小的系务会议、行政会议、教学交流会议中，人们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在校外，他投身于浙江省历史学会事务，组织年会、纪念活动、学术讨论。1984年，胡玉堂接续沈炼之，出任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

　　多年前，笔者曾请教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前辈，为何胡玉堂那一代学人不以著作等身为目标？前辈说，那一批学人有着深刻且有趣的灵魂，将自己的人生与国家的建设事业融为一体。胡玉堂先生正是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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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