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到空间实践：地图研究的新范式

　　作者：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

　　地图究竟是什么？一般情况下，地图更多被理解为记录地理知识、反映空间信息的载体，地图研究也因此主要围绕文献整理、版本考辨和疆域变迁展开。然而，地图果真只是世界的记录吗？如果地图同时也塑造着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那么地图研究关注的，便不仅是地图本身，而是世界如何被不断认识、组织和建构。

　　近年来，我国学界地图研究领域取得长足发展。从传统舆图整理、版本考辨到边疆民族地图、域外地图与跨文化地图研究；从汉文地图到满文、蒙古文等多语种地图；从政区地图到航海图、统计图、漫画地图等，地图研究不断拓展对象、丰富材料，并推动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共同参与，成为跨学科交汇的重要领域。在中华文明探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国与世界关系等重大议题上，地图研究不断展现出独特的解释力。这些成果不仅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也为地图研究迈向新的理论探索创造了条件。

　　今天，地图研究面临的关键问题，已经不只是“还有哪些地图值得研究”，还需要重新回答“何为地图”的问题。如果把地图理解为一种等待解读的历史文本，那么研究重点自然集中于年代、作者、版本、图像及文字内容，以及它们与现实地理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如果把地图理解为空间观念形成、传播与实践的重要媒介，那么议题便扩展到地图如何参与知识生产、权力运作和历史进程。换句话说，地图研究新的增长点，不仅仅是发现更多地图文本，而是重新理解地图的多元意义。

　　这种重新理解，首先意味着研究对象和历史主体的拓展。近年来，满文、蒙古文地图以及宗教地图、文化地图等研究不断推进，不仅丰富了地图史的材料，也不断丰富了我们对于地图“图像性”的理解。传统地图研究主要关注国家或精英的制图实践，事实上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形成了各自理解和表达空间的方式。

　　当制图行为拥有更加多元的主体，地图研究的视野也开始从国家扩展到社会，从官方制图扩展到日常实践。国家固然通过地图确认疆域、组织行政，但商人的贸易路线、僧侣的朝圣网络、移民的迁徙轨迹、地方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同样体现着人们对于空间的表达。

　　因此，狭义的地图只是众多空间表达形式中最典型的一种。而广义的地图研究则不仅继续关注边疆民族、地方社会和宗教文化中的地理思想，更应进一步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如何认识空间、组织空间和实践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地图研究所拓展的不只是研究对象，更是历史叙事。

　　如果说研究对象和主体的拓展，是地图研究迈向新范式的第一步，那么更重要的变化，则是研究视角的转变。地图研究需要突破狭义的空间测绘，走向“空间实践”。空间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不断认识、组织和利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现代制图特征（如比例尺、投影、图例等）的测绘地图，固然是空间表达的重要形式，却远非全部。建筑、绘画、旅行、仪式，乃至今天数字媒介中的导航与定位，都在持续塑造人们对于空间的理解，也不断改变着特定社会中空间的组织和利用方式。

　　若将地图重新放回具体的历史语境，其社会意义便会更加清晰。16、17世纪是欧洲制图中心尼德兰地区的黄金时代，这不仅意味着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更是西欧城市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体现。地图出版业与印刷技术、书籍市场、远洋航海、海外贸易以及新兴市民社会的发展互相交织，地图既成为商业竞争的重要商品，也成为普通市民认识世界、参与全球贸易的重要媒介。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江南地区也形成了发达的刻图业和地图消费市场。这些地图融合了传统天下观念和地方知识，有的还包含传教士带来的五大洲新知，在出版、阅读、收藏和传播过程中不断改变人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并非近代全球化知识传播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自身空间传统与外来知识持续互动中，积极参与了新的世界图景的塑造。

　　18世纪以后，欧洲制图中心逐渐由荷兰转向法国，地图越来越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制图活动逐步纳入国家财政、科学院和军事体系，空间知识也开始成为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图重心的转移，不仅意味着制图技术的变化，更折射出现代国家组织能力和空间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当时在中、法、俄等国出现的国家测绘地图体现了制图者对于精确测量、统一坐标和清晰疆界的追求，它深刻参与了现代世界空间秩序的形成。

　　由此，地图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其次才是一种图像文本。地图的绘制、传播、展示、收藏、交易和使用，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承载知识，也连接权力；不仅表达空间，也不断生产空间。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地图画出了什么，而是地图如何进入国家治理、商业贸易、文化传播和日常生活，进而影响人们理解空间、组织空间和实践空间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地图研究的重心，正在从静态的地图（maps），逐渐转向动态的制图（mapping），地图成为理解社会与历史的一种方法。

　　当地图不再只是空间的记录，而关乎空间实践时，它便成为理解更大历史过程的一把钥匙。其理论价值，在全球史研究中体现得尤为充分。近现代科学测绘地图，既是科学革命和测绘技术发展的成果，也是殖民扩张和全球贸易不断推进的重要伴生物。15世纪以来，伴随着远洋航海、殖民扩张、商业资本和跨文明交流的不断深入，不同文明长期积累形成的世界图景，开始被不断整合进同一套世界地理框架之中。源于托勒密《地理学》的经纬网随着文艺复兴重新进入欧洲知识体系，并逐渐成为大航海时代描述地球空间的通用语言。人们不再主要依赖山川形势、道路网络或地方经验理解地理，而越来越多地借助统一的坐标体系测量、比较和划分世界。空间第一次以一种抽象、连续而具有“普遍性”的数学方式被表达，也就获得了一种超越地方经验的整体视角。地球因此成为一个可以整体认识、抽象分割、统一治理的实体，不同地区则按照某些单一的“文明标准”被赋予等级秩序。

　　地图深度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现代疆界得以按照经纬线和测绘坐标不断划定，殖民帝国借助地图规划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全球航运和国际贸易也逐渐运行于统一的空间框架之下。地图成为现代世界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现代世界赖以运转的重要基础设施。

　　从这一意义上说，地图已经不再只是映照世界的镜子，而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工具。研究这些地图，我们关心的是现代世界如何在不同社会持续互动中不断建构，不同知识传统又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彼此碰撞、相互生成。换言之，地图不仅记录了国家构建，也参与了国家构建；不仅见证了全球化，也推动了全球化。地图既是现代世界得以形成的重要力量，也鲜明表达了现代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因此，地图研究也在从“解释地图”走向“解释历史”。从地图出发，我们不仅能够重新认识中国史，也能够重新认识亚洲史和全球史，重新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知识交流、空间互动和秩序重构的历史过程。地图不再只是“史料”，而成为进入历史的路径；图绘空间也不再只是历史发生的背景，而成为历史形成的重要场域。广义的地图研究并非传统研究边界的简单扩张，而是研究范式的一次转变：从地图走向制图，从图像表现走向空间实践，从文本分析走向世界建构。

　　这一范式转变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不但需要新的史料，更需要不断从多层次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新概念、新方法和新理论。中国拥有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类型最多的地图传统，也拥有长期跨文明交流形成的多元空间经验。互联网时代，域外地图资料的获取更为便捷。立足这些资源，推动地图研究由文献整理走向理论创新，不仅能够深化中国和世界地图史研究，也有助于丰富全球史和空间研究，为国际学术界贡献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概念和解释框架。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