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来了：这些选举如何被算法重塑

　　【国际观察】

　　光明日报记者 鹿铖

　　日前在以色列，一条视频火了。哈马斯武装人员从加沙地区的地道中现身，发出灵魂之问：该给“保护了我们二十年的人”送点什么？视频中随后出场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说道：“再来一轮没有胜利的回合，我就送你一枚炸弹当礼物。”为了赢得选举，前国防军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发布的这段AI生成的视频，以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77岁生日为场景，对其“安全捍卫者”人设极尽讽刺。

　　巴西、以色列选举结果已揭晓，美国中期选举投票进入读秒倒计时，深刻影响地缘格局的这三场选举游戏规则不同，但都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大规模涌入。

　　看见，相信或怀疑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肯·帕克斯顿的竞选团队发布了一则AI生成广告，虚构民主党对手詹姆斯·塔拉里科在“朗读”一本被涂改的圣经，说出了“上帝说要有六种性别”之类他从未说过的话。“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憎恨基督教的基督徒”，广告中的另一句话，塔拉里科倒是在2021年确实说过，但广告剥离了原语境，将其嵌入虚构的第一人称叙事之中，制造出“亲口承认反基督教”的闭合效果。

　　在巴西萨尔瓦多，竞选巴士车顶上一名金发年轻女性紧挨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跳舞。这一视频疯传，发布视频的账号涨到50万粉丝，直到BBC核实：这个人从未存在，身体动作取自真实政治盟友影像，面孔由AI替换。

　　美国、以色列和巴西选举中出现的这些视频，其制造者身份和具体动机并不相同：美国的案例是竞选团队的主动产出，以色列案例是政治人物本人发布的攻击性内容，巴西案例则更可能出自第三方流量套利者之手。

　　但共同的效果指向同一个变化：AI生成内容已经不再只是竞选传播的辅助工具，而是开始直接介入选民“看见什么、相信什么、怀疑什么”的底层环节——无论制造者是谁，无论其主观意图是政治说服还是商业变现。

　　有研究认为，人工智能、算法和数据管理正被用于固化所谓“情感极化”，即政治阵营日趋固化，对立阵营之间的敌意不断加深。在这一逻辑下，选民不再是被说服的对象，而是被识别、分类和定向输送的对象。这些技术工具并不试图改变某个选民的具体政策偏好。机器人账号的逻辑是氛围管理：制造“很多人都在这样说”的规模感。深度伪造的逻辑是情感管理：将对手锚定在厌恶或怀疑的情绪坐标上。

　　一步步削弱“真相基础”

　　有观点指出，这是美国首场AI遍布各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选举。

　　追踪美国选举的“卫斯理媒体项目”组织近期公布统计数据称，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周期中已识别出220条至少部分由AI生成的政治广告，相关支出超过1.37亿美元，其中81%由共和党候选人或团体赞助，12%由民主党赞助，其余由独立候选人或其他团体赞助。而在2024年选举周期中，识别出的AI生成广告支出可以忽略不计，只有不足5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卫斯理媒体项目”识别的220条广告中，明确披露AI使用的比例不足三成，选民在接收时无从判断眼前的画面是真实拍摄还是算法合成。

　　AI的广泛使用，让政治广告成本剧烈变化。按照相关政治广告制作团队的评估，一条过去需要摄制团队、演员和外景地、造价接近200万美元的传统政治广告，如今用AI软件大约20万美元即可完成，另有统计显示，制作成本已降至传统广告的约十分之一。

　　美国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乔恩·奥索夫便是廉价AI攻击广告的目标之一。一则由共和党制作的广告显示他在美容院接受护理，以影射其“掩盖丑陋记录”，广告没有标注AI生成。奥索夫9月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看到这些深度伪造视频被用来捏造政治广告，令人深感不安。这会一步步削弱政治辩论中的真相基础。”

　　在以色列，AI伪造则更具对抗色彩。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双方阵营都在社交媒体X平台推送AI生成视频：反对派阵营希望放大内塔尼亚胡对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预警的“失职”；利库德集团则将反对派塑造成对阿拉伯政党“同情退让”的形象。这些内容的目标未必是让观众“相信”伪造本身，而是制造一种难以被事实核查完全清除的“黏性怀疑”，跳进红海也洗不清。

　　巴西出现的深度伪造则更直接地聚焦竞选活动场景。据BBC巴西团队报道，Instagram和TikTok上出现使用AI生成的年轻女性形象，并将其嵌入真实竞选集会画面的账户，这类内容的目标不是在事实层面说服观众，而是在情感层面建立“候选人身边有这样一群人”的直觉印象。

　　“AI免责声明”，此地无银？

　　其实，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已就“深度伪造”认定作出裁定，但在监管的时序和操作性上仍面临滞后。

　　美国也有州法律要求AI政治广告附加声明。但美国政治顾问协会基金会的相关研究发现，随着AI免责声明的出现，即便广告实际上并未使用AI生成的内容，也会在观众中制造可测量的不信任与怀疑。

　　AI标注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中立的透明度工具，但它本身却成为一种触发怀疑的机制。巴西分析人士则指出，AI标注主要覆盖进入选举宣传管辖范围的内容，难以触及匿名或非竞选主体制作的合成内容，其实际拦截效果因此受限。

　　相关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用AI制作一段对手从未说过的话的视频是不可接受的，政治竞选活动中不应使用AI生成的图像或视频。显然，公众对“不能做什么”有明确共识，但机制约束落后于技术扩散的速度。

　　对三场选举的观察，并不直接支持“AI操纵选举结果”这种简单判断。纽约大学科技政策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政治“垃圾宣传”在动员选民去投票或筹款方面可能更有效，对“选择投给谁”影响相对较小。这类AI伪造广告或许一时引发讨论，但很难让人持续关注，更难沉淀为持久的政治认知。

　　那么，AI带来哪些更深层的变化？当造势技术的重心从“改变人心”转向“压缩对手的认知空间、污染公共判断所需的信息环境、将选民简化为可定向输送的数据点”时，选举已经在技术介入的那一刻被重新定义了。

　　虽然技术没有替选民做出选择，但它正在系统性地降低选民做出“有信息依据的选择”的可能性。美国、以色列和巴西的三场选举表明，制度约束的加强是必要的，但仅靠约束内容生产端，仍不足以恢复被系统性污染的信息环境。

　　毕竟，选举造假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不一定需要AI的参与。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多起民调造假事件接连暴露。民调机构“威奇伍德”日前发布密西西比州联邦参议员选举民调，称寻求连任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辛迪·海德-史密斯支持率领先4个百分点。该数据随后引发民调追踪机构“FiftyPlusOne”质疑，后者在要求对方提供原始调查数据时，发现基础数据存在异常。“威奇伍德”随后公开承认，其发布的部分民调数据不实。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2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