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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记者 陈鹏
11月3日,海南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优化中考体育考试项目和形式等相关情况。近期,北京、青海、上海等地中考体育新政陆续落地,呈现出总分值提高、放宽评分标准、科目调整等新趋势。
总分值提高,标准放宽,是“考试放水”吗
各地传统中考体育分值集中在30至60分区间,在本轮中考体育改革方案中,总分值呈上升趋势。青海由50分提高至70分,北京由原先30分逐步上调,按规划至2029年达到70分,云南、河南中考体育成绩已提高至100分。
在总分值升高的大背景下,评分标准却在降低。广东深圳2026年体育中考中长跑满分标准大幅下调:男生1000米从3分45秒降到4分05秒;女生800米从3分30秒降到3分55秒。
安徽合肥、吉林长春、广东广州同样下调满分门槛;广东湛江、广州把立定跳远、引体向上、仰卧起坐这些力量项目的满分线也予以放宽;北京则实行“良好即满分”。
“过去多年的中考体育改革,整体呈现持续加码、持续提标的应试倒逼思路。虽然推动体育受到更多重视,但也催生了高强度突击训练、体育应试化、学生运动损伤增多等问题。”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布特认为,本轮多地中考体育降标、减负调整,并不是大众理解的“考试放水”,而是体育教育评价思路的一次结构性纠偏。改革初衷是回归“健康第一”的育人导向,不再以脱离学生实际的高标准刚性施压。
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体育教育部教授尹小俭看来,放宽标准并非放弃要求,更不等于“容易拿分”,而是承认不同地区、不同体质学生的起点差异,不再用高门槛倒逼普通中学生训练,为体育课腾出空间,更加关注运动本身的质量。从“拔高施压”转向“务实育人”,降低应试门槛、缓解学生焦虑,让体育回归强身健体、常态化锻炼的本质。
“放宽标准,是对社会与部分家长关于中考体育争议的回应。这可能对学生加强锻炼,提升体质健康水平产生一定影响。”扬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潘绍伟表达了担忧,考试内容与方式没有根本改变,仅靠调整分值、放宽标准,很难破解中考体育“考什么就练什么、只为应试突击”的问题,甚至可能造成学生锻炼动力下滑、体质健康水平回落。
选考科目增多,农村学生“可选”也要“可练”
从2026年起,湖南中考体育测试项目增至14项,涵盖立定跳远、跳绳、乒乓球、羽毛球、游泳、网球等,选考范围扩大。广西钦州2029年起执行的中考体育可选项目由原来2项扩充至9项,形成36种考试组合。
“中考体育设置选考科目,有利于学生根据自身体能、运动技能基础与兴趣爱好等进行选择,主要是为了尊重学生的差异性。”潘绍伟认为,这一政策措施要解决好不同运动项目评分标准的公平性。
总有人问潘绍伟,200米游泳和4分钟跳绳,哪个更容易拿满分?他分析,在公平的体育测验中,两个项目的满分都代表着基本一致的体能和技术水平,不应该出现“某个体育项目更容易”的现象。既然中考体育提供了不同的可选项目,就必须为不同运动项目研制考试评分标准,使所有项目的评分标准可量化、可对比、可换算。
选考与差异化评价的要义,是把“用同一把尺子量所有人”换成“提供多把尺子,让学生选一把量自己”。尹小俭表示,中考体育承认禀赋差异、允许扬长避短。
“选择权若脱离资源条件,就容易变成形式上的公平。”曾做过相关研究的尹小俭告诉记者,以前浙江衢州城区学生游泳选考比例超80%,农村学生却因附近没有游泳馆,大多只能选择长跑;四川资阳乡镇学校缺乏“三小球”测试设备,学生只能选“三大球”。他说:“这说明城乡差距,不会因为‘选考’而自动消除,反而可能被放大。”
因此,中考体育选考设计弥补差距,前提是“选考菜单”与薄弱学校的场地、师资条件相匹配,而不是照搬城市资源禀赋来设项。真正的公平不在于选项数量,而在于每个选项背后都有可触及的教学支撑——设备下沉、送考到校,让农村学生的“可选”,变成“可练、可考、可得分”。尹小俭总结:“中考体育科目应正视差异,并据此设计。”
布特也提醒:“关键在于项目设置要兼顾普惠性、低门槛,同时持续补齐乡村学校体育硬件与教学短板,依靠校内课堂全覆盖保障训练质量,最大限度减少校外培训对考试结果的干扰。”
评价设计要弱化竞技属性,而非弱化终结性考试权重
从2026年起,海南体育科目考试优化为现场考核和过程性考核相结合,其中现场考核50分,过程性考核10分。湖南提出,探索采用平时测试成绩,鼓励各地探索将初三年级学生在校日常标准化测试成绩作为中考体育测试成绩。
中考体育到底应该是何种定位?体育考试中的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考试,该如何平衡?
中考体育本身兼具学业选拔区分和撬动校园体育的双重功能,但核心定位应以育人为主、选拔为辅。如果过度强化升学区分功能,必然倒逼学生高强度应试训练,让体育彻底功利化、考试化,背离体育育人初衷。反之,完全弱化区分度,也会削弱评价的导向作用、弱化体育学科地位。因此,在评价设计上必须做好取舍:适当降低一次性测试的筛选权重,弱化高分内卷压力,把考核重心转移到激励学生参与运动、养成锻炼习惯上来。布特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弱化一次性测试的‘指挥棒’作用,增加日常体育课参与、课外锻炼、体质监测等过程性评价权重。”
中考体育的定位应是激励手段而非选拔区分工具。若把它当作学业选拔的“第二分数战场”,评价就必然追求高区分度、精细排序,导向的结果只会强化应试训练和竞技化倾向。尹小俭认为,中考体育不宜承担升学过程中的筛选功能。因此,中考体育评价设计要弱化竞技属性:以合格性达标为主,压缩分数区分度;提高过程性评价权重,关注出勤、课堂参与、锻炼习惯和进步幅度;终结性测试设置基本达标线,多给选考和多次机会,关注个体纵向进步而非横向排名。
“从全国各省份的中考体育方案来看,各地的政策都明确要求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但都从未出现弱化中考体育本身作为终结性考试的说法。”潘绍伟认为,这种情况说明,对过程性评价是否纳入中考体育,以及过程性评价的权重大小,在认识上仍然存在较大差异。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9日 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