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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党文婷 严圣禾
本期嘉宾: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郑永年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 吴志良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 张志刚
立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深圳,即将迎来一场全球盛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后,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与前两次相比,深圳APEC会议将会有什么特殊意义和令人期待的地方?本期邀请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亚太合作新空间。
亚太合作,新的空间在哪里
主持人:亚太地区已形成紧密的经贸联系,未来合作的新空间在哪里?APEC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郑永年:从长期趋势来看,亚太已是世界经济的重要中心。这里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发展中经济体,彼此有广泛的互补空间。我特别看重APEC的共识机制,虽然APEC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通过反复讨论形成共识,反而具有独特价值。它既不是由某个国家主导制定规则,也不是简单依靠多数投票决定,而是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提供持续对话的平台,有共识的事情可以先做起来,暂时未达成共识的议题留待以后继续讨论。这种方式有利于在差异中寻找合作空间,也为未来规则的形成积累基础。过去我们更多是在既有规则形成之后去接轨,今后则可以更多参与规则讨论,与其他经济体共同探索、共同接轨。这既能帮助其他经济体发展,也能为我们自身今后的务实合作创造更多条件。

货轮驶向广东深圳盐田港。新华社发
张志刚:APEC成立30多年来,亚太地区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份“成绩单”,正是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基础。贸易额反映了今天的联系,企业有多少长期投入的意愿,决定明天合作的深度。APEC应当继续巩固企业对区域合作的长期信心,让贸易往来逐渐发展为更深入的产业合作。过去的实践已经证明,开放合作能够让区域内各经济体共同受益。即使未来面临贸易壁垒等挑战,这一发展历程积累的成果,仍然是推动各方继续合作的重要依据。
吴志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已有经贸联系的基础上拓展更深层次的合作。未来的拓展空间主要集中在规则衔接、标准互认和人员往来等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既有深圳的科技与制造能力,也有香港的金融和专业服务、澳门的人文交流资源。大湾区有条件从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地,进一步成长为创新能力、合作经验与人文交流的重要贡献者。
面对机遇,开放何以走向更深更远
主持人: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参与亚太合作的重要窗口,APEC会议在深圳举行,对大湾区开放合作将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吴志良:大湾区推进更高水平开放,需要处理好不同法律制度、市场规则和专业标准之间的差异,关键是形成能够相互支撑的整体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从一些具体领域和小切口入手。例如人才资格互认、跨境项目联合审批等,推动人才、资金和创意在大湾区内更加顺畅地流动。在此基础上,再探索以“湾区标准”对接APEC框架下的专业资格互认和跨境服务贸易安排。制度衔接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最终要落实到企业经营和人员往来的便利程度上,把三地制度和功能上的差异转化为开放合作的优势。亚太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不尽相同,大湾区在解决规则对接、要素流动等实际问题过程中积累的做法,可以为更广泛的区域合作提供参考。
张志刚:深圳等内地城市的贸易能力越来越强,机场、清关和报关服务也在不断完善,香港需要根据新的发展形势,重新认识自己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除了做“超级联系人”,还要做“超级转换器”。企业在海外设立总部、投资并购、开展研发,仍需要融资、税务、合规、风险管理等专业支持。香港具备资金自由流动和国际化专业服务等条件,可以沿着企业的成长过程,为其长期国际经营提供支持。例如,香港有大学研究如何将内地钢材标准与国外标准对应,帮助企业理解不同市场的技术要求。这说明,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衔接国际规则,把内地的制造和创新优势转化为更强的国际经营能力。
郑永年:APEC会议是一次推动自身开放水平提升的契机。大湾区可以在与各经济体的交流中,进一步完善规则和制度安排,为企业国际化、创新要素流动和国际人才合作创造条件。例如,深圳早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物流的国际化和集约化,但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现代化,一个是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就是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涉及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过去,我们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更多是在既有规则形成之后进行接轨。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能力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我们有条件与其他经济体共同参与新规则的讨论和形成。人的现代化,则包括互补型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大湾区可以围绕人工智能、绿色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加强人才交流和技术合作。
湾区协同,怎样形成整体竞争力
主持人:深圳、香港、澳门各有所长,怎样把三地优势转化为面向亚太市场的整体能力?哪些领域适合率先探索?
张志刚:合作的起点可以是同一个市场需求。比如,一个亚太城市要发展绿色交通或智慧物流,需要技术、设备、工程建设,也需要融资、法律服务和人员培训。深圳提供技术和制造能力,香港承担融资、风险管理等服务,澳门发挥会展对接和人文交流优势。三地围绕一个项目分工,为客户提供完整方案,让合作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实际竞争力上。我建议优先探索绿色低碳技术和人工智能应用,这些领域应用场景相对清晰,可以进行联合研发、测试验证等。未来,大湾区应当吸引更多亚太企业在采购产品之外,与我们共同投资、共同研发、共同开拓市场。

广东深圳城市景观。新华社发
郑永年:大湾区在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方面具有很好的互补条件。港澳及珠三角有一批研究型大学,珠三角有深厚的制造业基础和技术转化能力,香港拥有国际金融服务优势。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就有机会形成从科学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链条。这种能力也能服务于其他经济体。我把中国现代化经验概括为“开源”:经验可以分享,但不能要求别人照搬。企业全球化也要尊重当地特点,帮助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吴志良:我认为文化科技与智慧旅游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深圳有数字技术和内容生产能力,澳门有国际化旅游文化场景及多语言、多法域交流网络,香港可以提供专业服务。比如,让深圳的智慧文旅、数字内容、会展技术先在澳门的国际化场景中应用验证,再经由港澳进入其他亚太市场。2026年APEC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办,也为探索这样的合作提供了契机。旅游是促进人员往来、文化理解和信任积累的重要途径。技术和文化、旅游相结合,能够形成具体合作产品,并进一步带动青年交流、文化创作和城市间联系。这种有场景、有市场的合作,更容易让三地资源形成合力,也能够让亚太经济体看到大湾区在科技与人文融合方面的独特优势。
长效合作,如何从愿景走向行动
主持人:APEC会议带来交流机会,如何让会期带来的联系继续发挥作用,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和实际项目?
郑永年:APEC与深圳要“双向赋能”。深圳通过会议扩大开放,也通过产业和发展经验帮助其他经济体。关键是把交流延续下来,例如今年5月,我们在APEC框架下举办过青年学者论坛,目前正考虑推动常态化,也希望与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等机构合作。青年学者持续交流,可以围绕区域发展的共同问题形成研究和共识。APEC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让不同经济体能够持续讨论、不断积累共识。这种机制对于长期合作十分重要。
张志刚:合作应有持续推进的时间表。建议依托现有机构建立项目清单,每个项目明确牵头企业、对接团队和进度。政府可以协调科研物资流动、人员往来及专业服务准入等,企业则负责技术选择、伙伴组合和商业判断。跨境贸易融资就是一个具体切口,利用已有的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通过内地报关数据协助香港银行核实交易、办理融资。可选择从深圳采购、向亚太市场出口的中小企业先行探索,协调数据验证和文件标准,减少重复提交文件,加快融资审批。让一张跨境订单更快获得融资、顺利完成交付,就是制度衔接能够带来的实在成果。
吴志良:建议探索面向亚太的“人文—科技合作机制”。可以从粤港澳联合文化产业投资信息平台、人才联合培养做起,推动文化艺术从业资格互认和跨境文化项目联合审批,逐步建立常态化的合作窗口,持续推进旅游科技、青年创业、文化遗产数字化等项目。尤其要加强青年之间的共同实践。可以依托粤港澳高校建设亚太青年文化科技研习网络,开展短期驻留、联合创作和创业孵化,让青年艺术家、工程师、文化管理者有机会一起工作。会议提供的是“相遇”,机制提供的是“反复相遇”。让这样的交流常态化,才能形成持续的合作网络,使大湾区的人文交流经验在更广阔的亚太地区发挥作用。
(项目统筹:光明日报记者 陈海波)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3日 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