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自主性”的三重审思

【学术争鸣】

作者：张敏（吉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在数字化生存和算法自主决策深度交融的时代，建基于程序和算法逻辑的人工智能所呈现的“技术自主性”日趋明显，持续影响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安全秩序和伦理秩序，为人类生存发展开启了新境域。探讨人工智能能否生产真正的知识，也绕不开对“技术自主性”的理解。为此，应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结合人工智能发展的整体趋势加以把握。

“他律”还是“自律”

在哲学意义上，“自主性”通常指人类主体依据自身法则而非外部强制进行决定与行动的能力。尽管现代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以自身为目的进行自我发展的特点，仿佛具有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以人类预设的程序和算法逻辑为基础。

首先，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目标和评价标准，由其背后的社会组织或机构设定，因而其“技术自主性”是有限的，实质上以“他律”为根基。其次，人工智能的“智能”源于对人类海量数据的学习总结，其训练数据并非先验给定的纯粹质料，而是特定、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权利关系的沉淀。因此，其“自主判断”并非基于“自律”的本能反应，实则是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他律”在算法层面的再现。最后，人工智能的发展归根结底受制于人类社会的物质条件，如硬件设备、算力算法、数据模型等条件，其“进化能力”根本上取决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人工智能的“自律”无法脱离社会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系统，其发展演进受制于人类社会宏大的“他律”逻辑。

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自主性”也有所谓的“自律”的一面，只是这种“自律”遵循技术的内在原则。因为技术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不仅自身“发展有其相对独立的自我增长特点”，而且会“自动地促成社会作必要的调整”。目前，人工智能技术也会依据人类设定的目的，在与人的交互中不断优化自身。底层逻辑与算法为人工智能设定的行动指令，并不能涵盖其所有行为轨迹，只是为其预留了“相对独立”的可操作空间，使其呈现某种依据内部法则自动运行的特征。例如，算法本身有自主优化策略，推荐系统能够根据用户反馈不断优化推送策略，进而影响和塑造用户偏好，这可视为其“自律”的展现。

因此，人工智能的“技术自主性”并非在“他律”与“自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二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辩证统一的产物。“他律”是“自律”的前提与边界，没有“他律”的供给与规约，技术的“自律”便无从谈起；“自律”又是“他律”的具象化实现形式，技术本身须具备一定的、相对独立的弹性空间，才能满足人类的多样化需求。

能否成为新的认识主体

人工智能“技术自主性”展现的“自律”特点，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大的信息生成能力，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系统是否已经成为新的“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追问。

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在某些时刻表现出的“自主性”，实则是人的类本质在技术维度的投射，而非人类主体地位的让渡。一方面，人工智能自主系统不具备先验统觉，无法以“我思”进行信息处理；其“自主性”是技术性行为，只有“语法”而没有“语义”，但“心不仅仅是语法的。心是语义的，就是说，人心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结构，它是有内容的”。“语义”是人类认知长期进化和社会化的产物，人工智能靠模仿尚无法获得。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统缺乏真正的自反性。认识是一个通过否定之否定不断发展自身的过程。人工智能系统所进行的“反思”，只是停留在外在的、静止的知性反思。即便它可以向用户输出自身正在“思考”什么，但这也只是预设程序的响应，而非源于认识主体的反思性回应。因其无法感知自身，并在其生成的对象中确证自身的类本质，所以人工智能系统的模仿性“反思”与人类主体的“反思”活动不可同日而语。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足实践，从辩证视角看待主体与客体关系，指出认识主体只能是从事感性活动、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认识主体首先应是实践主体，而实践是具体的、社会的、历史的，认识主体也具有实践性、社会历史性，因而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水平是不同的。认识主体虽然具有主观能动性，但也受实践水平、自身认识能力等客观条件制约，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认识的过程需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循环往复、不断深化。就此而言，当前人工智能自主系统作为“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本质上是在人类预设程序和算法下执行操作的中介性工具，不具备由感性实践、社会关系构成的认识主体地位。因此，它至多只能被称为“珊瑚礁意义上的有机体”，而非独立的认识主体。

因此，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并非新的认识主体，而是人类基于自身主体性开发设计出来的用以满足人类多样化需要的工具。但对其是不是新的认识主体的追问，对于人机深度融合的社会具有前瞻性意义。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人机协同的新背景下，始终牢牢把握人的核心主体地位。

何以实现“向上向善”

所谓“向上向善”，即技术发展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与人类文明进步为价值旨归。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自主性”可能带来的异化与伦理风险，应积极正向引导，明确人工智能发展的最终指向与人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即坚守人类主体的意志和价值选择。

其一，无论“技术自主性”发展到何种程度，人工智能始终应是服务于人的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技术本身的无限革新，而是满足人的需要、不断实现人的解放。应通过更好的人机合作，在人机协同的过程中推动人自身发展目标的实现。

其二，日益精密的算法机制可能将人们带入“信息茧房”，看似自主的点击、观看等，实则受算法推送影响。因此，应在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中，依法依规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健全算法治理和平台监管，防止算法机制被不当利用而侵蚀人的自主选择。当算法机制成为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时，“技术自主性”便能在人的主体性目标指引下实现价值升华。

其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是一国独奏，而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倡导，“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这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指明了发展方向。只有始终将人工智能技术置于人类自身主体性发展的前提之下，才能真正将其转化为“属人力量”，成为人类通往“自由王国”现实桥梁。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