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须通俗 语必关风

作者：陈世旭（江西省文联、作协原主席）

上世纪80年代是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大潮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各种创新、各种流派，我方唱罢你登场，各领风骚三两年，此起彼伏，眼花缭乱。那时我刚刚从乡镇调到省城从事专业写作，一时不知所措，刚在正式出版物上艰难地发了几个短篇，就难以为继了。此外还有一个疑惑，有些作家的作品，字我都认得，但就是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彷徨中，我遇到了冯梦龙。

省里的有关部门就当时正在兴起的通俗文学写作召开研讨会，借这个机会，我查阅多种文献，撰写了长篇论文《中国通俗小说纵横谈》，认真梳理了中国小说产生发展的脉络，由此第一次接触到冯梦龙这个名字。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明代是一个雅俗并进、市井文学蓬勃生长的时代。在这股如火如荼的通俗文学潮流中，冯梦龙是无可回避的重量级人物。他一生勤于著述，作品超过五十种，涵盖小说、讲史、民歌、笔记、戏曲等多种体裁，在戏曲传奇、经学、民歌的搜集整理诸方面皆颇有建树。他编纂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不仅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更集中体现了他对语言与文学传播的深刻思考。其中既有他自己的原创作品，也有他增补、改订、改作的作品。

冯梦龙积极研究和倡导通俗文学，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白话小说等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以及笑话、民歌的编纂事业中。其成就之大，达到文学史上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跟同时代的文人相比较，冯梦龙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颇为与众不同。他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为了补贴家用，通过为书商编写书稿、设馆授徒等途径，想方设法维持生活。他个性洒脱、狂放不羁，且多才多艺，酒令、牌戏无所不通，甚至有专门著述。他真切感受到平民百姓对文学的需求，因而对平民文学情有独钟。作为我国白话小说集大成者，他从民众的角度深入思考文学的作用，率先塑造了市民阶级的小人物形象，以此反映出市民观念，宣扬济困扶危，表现出底层民众对道德观念和理想的追求，由此也客观地反映出他思想的前瞻性、进步性。

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警世通言·卷十二》里的一句话：“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寥寥十四个字，既是冯梦龙文学观念的凝练，也是文学传播的箴言。我将其当作自己写作的金科玉律。

冯梦龙所处的明代中后期，白话小说与话本已逐渐成为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传统的文言雅文虽然在士大夫阶层享有极高地位，但它的表达方式与普通民众的日常语言有着不小的距离，难以被广泛理解和传播。冯梦龙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趋势——“话须通俗方传远”，首先强调了语言的通俗性。语言通俗不是降格，而是打开传播大门的前提。通俗，即浅显易懂、贴近日常，唯有如此，话语才能被更多的读者理解和接受。白话小说以市井俚语、日常口语入文，让人物鲜活灵动、故事亲切可感，从而在市井百姓中赢得了大量读者。

“三言”的编辑主旨是浅、俗、真。“通俗”为便于接受，“关风”涉风俗人情；“通俗”是对读者的体贴，“关风”是社会情怀；“通俗”是形式，“关风”是内核；“通俗”为传播，“关风”为动人。语言浅近明白，主题关涉风俗，情理真实可感，才能打动读者。在冯梦龙看来，文学作品若要真正发挥社会功效，就必须走出书斋、走向市井，而走向市井的第一步，就是让语言通俗。白话小说之所以能在明代蔚然成风，正在于它找到了与大众对话的正确语言姿态。

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之所以流传至今，历久弥新，不仅因其语言通俗，更因其内容触及世道人心。“三言”中最主要的人物群体是市民阶层。故事几乎涵盖了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物遍及市井的各行各业——从社会底层的乞丐，到走街串巷的商贩、寒窗苦读的士子，以及僧道、强盗、教书先生、尼姑、媒妁、婢女等，还原了晚明的社会风貌。冯梦龙深谙人情世故，“三言”中无论是才子佳人的离合悲欢，还是市井小民的喜怒哀乐，都紧扣真实的世态人情。

冯梦龙编纂“三言”，用意在借白话小说的形式“导愚适俗”、劝善惩恶。“关风”既指贴近风俗人情以获得共鸣，也暗含以风化世、寓教于乐的追求。这种“通俗”与“教化”并重的理念，使“三言”超越了单纯的娱乐文本，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

唐代白居易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相传他每作一诗，都要读给不识字的老妪听，直到老妪听懂为止，冯梦龙的小说观与此一脉相承。白居易“老妪能解”的创作追求，正是冯梦龙所谓“通俗方能致远”的先声。其强调的“语必关风”，延续的则是中国文学“为世情而写”的传统。

可以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是中国古代关于语言传播规律的一次精到总结。这个看似平常的道理不容忽视：无论是小说、话本还是文章，若想真正发挥影响力，就必须跨越精英与大众的隔阂，既让语言为大众明白，又在内容上与大众共情。

四百年过去了，冯梦龙这句朴素的箴言，在今天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学离不开大众传播，通俗而真挚的表达易于让最广泛的受众理解，贴近生活与情感的内容才能打动人心。相反，堆砌概念、玩弄辞藻以显时髦、高深，只会让人读来晦涩，何谈入心？

对于文学来说，如何让更多的人读懂并引发共鸣，永远是重要的课题。托尔斯泰说的“你可以任意思想，但你作品中的每个字，必须让一个把书籍从印刷所推出的车夫也能懂”，永远不会过时。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是通俗小说的圭臬：通俗，是传播的起点；关风，是动人的根本。二者缺一不可。这十四个字也承续了中国文学雅俗共赏、文以载道的传统，对我这样拘泥于写实的作者来说，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在信息海量、表达多元的今天，在传统阅读受到冲击的网络时代，如何让文学走进生活、贴近人心，使作品拥有尽可能多的读者，成为愈发重要的课题。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照亮着我的写作之路，让我始终坚持深切关注并用尽可能朴素的语言，包括方言土语，去描绘人生经历中最为熟悉的乡镇市井各色普通人物：乡村的老会计、街边的理发师傅、逆境中的老军人、下雨不收摊的街头阿婆、痴心当诗人的残障青年、都市角落的吉他手……描绘他们的音容神态、爱恨情愁、正邪善恶以及心灵诉求。不揣浅陋，我把文学由高到低分了三个品级：一等阐释哲理，二等开掘人性，三等描摹世相。我的写作，最多忝列三等。我努力的方向就是把那些小人物描摹得尽可能生动，让读者多少留下一些印象。世人的趣味多在帝王将相、富豪巨贾、英雄豪杰、才子佳人，市井百姓太过平凡，不容易吸引眼球，难登大雅之堂，但这是一个让我感到亲近并深切理解的群体。我在小说写作技巧上乏善可陈，但写他们，心里踏实。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