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自由
作者：曹雅欣
书法：“中华第一楷书”张瑞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第一个价值取向，是自由。
中国古代社会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秩序井然的、是礼教森严的，乃至使人们认为，缺乏自由，似乎就是中国社会的传统，而在个性解放的今天，每一个人对自由的渴望都显得尤为迫切，于是对中国这一古老传统心便怀不满。
但这不免是一种偏见。我们今天当然在呼吁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让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够尽情释放。但这并不等于说，自由在传统文化里就是缺失的。恰恰相反，正是与秩序、纪律相生相伴的，自由，在国学里也随处可见。
（一）心灵自由
道家的生命理想最接近自由的状态，老子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道法自然”，意思是说：大道之行，既要仿照大自然的规律法则，又要效法事物本身自然而然的状态，顺其自然，这就是道之所在。
老子鼓励人们找回自然原始的本心、顺应心灵的自然感召——这不正是最大的自由吗？自由，就是一种随性而为、不受拘束的状态，而老子的“道法自然”，让自由贯彻得如此彻底！还有什么准则，能比认可每个人自身自然而然的发展状态，更自由更舒适的呢？
而把道家思想与个人生命形态结合得更为紧密、更为艺术的庄子，对自由的感受也更为强烈。一篇著名的《逍遥游》，其实描写的正是庄子心灵的驰骋、是庄子思想的放飞。《逍遥游》中描述的那个叫做“鹏”的大鸟，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能够背负青天激越云间，上可飞天下可入水，自由往来于天地间。其实，庄子哪里是以如此瑰丽的笔墨来仅仅描写一只鸟的行为呢？文中的“鹏”，正是庄子自己的心，那是一颗开阔六合、含纳古今、超越世俗、纵横时空的心。
心的自由，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自由。人力所能永远是有遗憾的、人生环境永远是被设限的，然而，心的开阔可以超越现实局限，自由翱翔在无边无际的精神世界。
心之大，才是人之大；心之自由，才是生命之大自由。
所以，虽然庄子把他的生活状况自比为在泥里曳尾涂中的龟，却把他的内心状态自命为鹓鶵之凤，高飞于空、不染纤尘；虽然庄子度日时的家境贫困要不得已去借粮，但他在酣睡中却能潇洒做一个名垂千古的美丽一梦，梦到自己变为蝴蝶翩翩而飞。甚至，“庄周梦蝶”的自由洒脱，使他在醒来后不知梦里梦外、孰真孰假，不知是庄子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子。这种奇妙的精神体验，正是因为他的心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出神入化之境。
庄子能以一具受现实艰难拘束的身躯，放飞起一颗自由快乐洒脱的智慧心。他这种身心状况的反差，也很像是儒家学派里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的行为，孔子曾称赞颜回说：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箪食瓢饮的清贫生活，人人都不堪忧苦，只有颜回不改其乐——他不改其乐的，也许是身在陋巷、心在书香的精神享受，也许是身在平凡、志在高远的修身过程，也许是身虽未动、心已远行的超越眼前的卓越见识。
可见，在中国文化里，无论是入世有为的儒家，还是出世无为的道家，无论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行为特征有何不同，但是在内心和精神层面，他们都同样拥有着自由的灵魂、都同样构建着独立的人格，都可以因为心的独立自由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管成功还是失意、不管腾达还是穷困，他们能够不以客观好坏为枷锁，靠自我主观撑起蔚蓝的天。
不自由的心，在鸟语花香中也能画地为牢；而人生任何形式的牢笼，都锁不住一颗真正自由强大的心。
（二）生命自由
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影响极大的两大学术流派，他们的观点和表现看起来往往是对立的，比如：
儒家主张入世，道家注重出世；儒家呼吁积极有为，道家喜好清静无为；儒家重视集体利益，道家推崇个体精神；儒家从家庭走向社会，道家从社会回归自然；儒家努力兼济天下，道家追求独善其身。
可以说，儒家像是大地上的苦行者，道家像是天空中的翱翔者；儒家担负着家国天下的责任耕耘人间，道家遵循着生命本源的朴素超脱世外。
看起来，儒家比较沉重受缚，而道家比较轻灵自在。但其实，作为各自成熟的学问体系，儒家和道家的圣贤，尽管外表形式有别，内心却是一样的自由无拘束。
比如孔子形容自己，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七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修炼到了能够随心所欲地为人做事，然而再怎样任性而为也都在合理规矩之内，不会逾越禁区去触犯规则、冒犯他人。这难道不是人生最理想的自由状态么？他已经完全超越了社会的一切限定、束缚、刻板、教条，那些禁忌都不会让他感到受限、为难，相反，他可以自由地驰骋于人生，却于规矩礼教秋毫无犯、于人际往来言行适度，他能成为一个最快活舒服、也最令他人感觉舒服的人。
所以，无论是脚踏实地的儒家，还是仰望天空的道家，他们不同的人生信条只是对生活哲学的探讨。而对生命状态的存在，他们都毫无异议地认为，不管在朝堂、在闹市还是在山林、在陋巷，都可以、也都应该，自由而活。
甚至，提倡法制、法度严明的法家，也不与自由的本质相矛盾。自由突显出秩序，在有形的层面，所有的自由必然都有其边界，法度之内是令行禁止，那么相对应的，法度之外就是行动自由。而有秩序的自由才是有保障的自在，无秩序的自由只是野蛮的乱象。所以法家的“明法度”，其实是更好地规范了“享自由”。
如果在现实社会的严格秩序之内，一个人的灵魂依然能够充分体会到自由，这样的灵魂才真正具有力度，甚至是具有艺术性的。中国古代的士人就是如此。
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受案牍之劳形、受朝堂之艰险、受宦海之沉浮、受宵小之倾轧而感觉受到待遇不公、受到制度禁锢、受到官场奴役、受到志向束缚的时候，他们释放自我的方法，往往不是逃避到山林隐逸而不问世事、不是投降给世道艰难而躲避退缩——他们总认为，遁入世外不是读书人的理想抱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负重前行中锻炼出一颗豁达自在的隐逸之心才是真正的人生自由。所以，他们选择在任何困境里都去努力自我调节，他们写诗、作画、弹琴、读书、品茶、赏花、雅聚、清谈……这些内容都构成了他们快乐纵横的自由王国。
他们有一片美好的隐士山林，就在自身的书房里；他们有一片理想的世外桃源，就在自家的花园里；他们有一片放松自我的精神沃土，就在自己笔下的诗文里，尤其那些田园诗、山水诗、风景诗，都带领这些文人寸步不离闹市而尽享山野田园之乐。对外，他们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对内，他们书诗文之美而养其心。种种陶冶心灵的行为，就是他们官场的后花园，就是他们生命的自由国。
对于懂得自由的人生来讲，不能解甲归田，那就耕耘心田、培育精神家园的心花怒放；不能吟游四方，那就心怀天下、培养人生大观的游目骋怀。
在他们可能四处碰壁的生活中，自由却可以无所不在。
国学中的自由，是儒家责任里的闲情，是道家朴素中的安然，是法家理性下的游弋，是士人重压时的释放。自由，从来不在远方的乌托邦，而就在当下的轻安自在；自由，从来不依靠他人给予，而全在于自我获得。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自由，抵得上心灵自由的强大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