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直击】
编者按
近日，由光明日报社、重庆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南通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五届长江经济带发展论坛在重庆举行。论坛聚焦“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题，来自长江经济带11省（市）近百名专家学者、企业界代表围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模式与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与探索两个议题展开研讨。本版特摘发会议精彩观点，与您分享。
光明日报记者 张胜 李晓 通讯员 焦德武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期间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深入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上中下游协同，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当前，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呈现哪些特点，还有哪些不足亟待克服？与会者就此展开研讨。
锚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沿江人民获得感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与会专家表示，这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割裂开来。”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子恒强调，长江大保护的问题应该在发展中逐步解决，这也是从新时代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客观规律中得出的结论。他提出，要以开发性金融支持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以城市群共建拓宽资金来源，发展绿色金融。一方面，发挥资金的杠杆效应，可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城市群合作组建公司，将行政协调转变为组织机构的股东协调，有利于统筹推进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由单个城市有限范围发展向以市场为主体的区域一体化转变。“要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沿江城市为重要节点，构建绿色沿江产业发展轴。”他强调。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正图看来，基于高质量发展内涵，在生态、资源、环境、民生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需要清晰认知自然系统、自然－人类系统、人类系统复合而成的城市系统，在实现生态补偿的基础上，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黄庆华指出，当前，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形势严峻以及资源错配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对此，他建议：要紧扣区域绿色发展，联手推动生态环境联防联治，通过行政授权或行政委托等方式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实现沿江环保执法的有效对接；要加大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继续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为贫困地区输血；沿江各省通过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开展网络结对共建。“要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区域统筹，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关系异地转移系统建设，强化省际间医疗管理交流。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强沿江人民获得感的重要内容。”他表示。
“在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中，环境改善和水资源保护被放在了突出位置。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饮用水安全、生物多样性、食品安全、城镇化建设等有待加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所长孙克强建议：切实转变发展理念，积极推进法治建设，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推动新型城市化建设，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措施。
多措并举，共促“大保护”更好落实
与会者表示，要多措并举，形成合力，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中心主任秦尊文建议，要以法治手段推进长江水污染防治，坚决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行为，增强对水污染违法行为的威慑力度。要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加强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管理，严格地下水管理和保护。要增强重要生态系统修复与保育，加强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土流失治理。要大力提升经济发展绿色化水平，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发展生态农业，抢占新兴服务业发展制高点。探索建立生态保护市场机制，构建废弃资源回收市场体系，设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抓住机遇，努力将武汉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碳金融中心。
江苏省政府参事，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成长春呼吁，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倒逼机制。比如，制定负面清单，严格管控生态保护红线。对开发方式进行限制，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三线一单”约束，根据对沿江开发、限制开发、保留和保护四个分区的规划，进一步细化清单，使长江治理进一步科学化、精细化。
“既要建立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加强支流流域环境的综合治理，重点构建源头控污、系统截污、全面治污的水污染治理体系；又要完善环保税制，倒逼企业减排，按照‘多排污多缴税、少排污少缴税’原则征税，对降低排污浓度的企业给予减免税收优惠，促使环境外部成本内生化，倒逼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成长春建议。
针对我国水资源长期面临的资源短缺与污染严重并存问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世庆表示，应通过“水质换水权”的方式，建立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水权制度。具体包括：建设污水回收系统和再生水输送管网，纳入水资源配置体系；完善无污染的自动检测体系，实现水污染高效动态监管；加大科学技术投入，提高污水处理水平，完善相关规范标准建设；禁止工业废水直接排放，加快流域内污水重点治理；完善交易系统，真正实现通过水质改善置换水权。
“目前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协调机制多是以官方为主导，缺乏民间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专业力量。”黄子恒建议，设立长江经济带绿色智库联盟，通过搭建长江经济带融智平台，促进统一金融市场和科学创新合作机制的建立。
以三大城市群绿色发展为重要支撑
加快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建设，既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内容。重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波指出，成渝城市群的绿色发展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有重要支撑作用。从整体规划原则来看，要坚持绿色发展原则，把绿色城镇化理念融入城市建设中来，通过集约利用土地、能源等，构建绿色化生产、生活、城建运营模式，推进生态共保、环境共治，守护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完善成渝城市群主体功能区规划，提高产业协同布局水平，建立城市群绿色发展立法协调机制，构建绿色生态补偿机制，平衡内部个体间利益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针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保护问题，该院研究团队构建了城市环保水平指标体系。研究发现，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环保水平东西差异不太明显，位于长江干流沿岸的大城市环保水平不高，长江以南城市环保水平高于长江以北城市。
曾刚建议，针对环境问题区域色彩浓厚这一特点，要充分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同时完善区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区域环境共治系统。要创新环保机制，加大环保投入，例如通过服务外包，建立覆盖全域的统一监测系统，提高长江生态环境系统管控水平；通过排污罚款、政府预算、社会捐赠等形式，设立环保基金，资助大型环保工程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介绍，其研究团队以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量化分析得出结论：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动态特征，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进步可以缓解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他指出，在空间格局上，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特征，整体处于“临界超载”状态。为改善这一状况，他建议：优化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和人口空间布局，适当推动产业和人口进一步向下游地区和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集聚；对上游地区来说，要进一步放大资源承载力优势，减少人口负荷和耗能型工业负荷，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旅游休闲业和绿色工业，增强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力；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布局数字产业、增加生态修复和环保科技投入，增强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承载能力。
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必然之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盛毅指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四川和重庆着力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上游各支流水土流失、水质恶化等突出问题得到改善。下一步，要使各支流的生态环境得到彻底改善，需要有新的思路和举措。
在他看来，长江上游各支流面临共同困难主要包括：多数重要支流开发强度大，人口密集，一些区域承载能力严重不足；生态环境问题仍然突出，加大治理缺乏投入；开发和保护各自为阵，协调难度大。他建议，可依托河长制等管理机制，成立各流域生态经济带建设领导小组，协调区域合作中的重大问题。以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为抓手，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建设，缓解部分环境超载江段的压力；通过布局一批大项目，强化大城市和重点城镇吸纳人口和产业的能力。同时，在水生态保护联合督查、流域性发展银行等方面作出新探索。
贵州既是长江经济带的资源富集地，又是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凹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郑云跃介绍，截至2018年年底，先后开展了绿色贵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攻坚战”，实施退耕还林、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先后实施十大污染源治理工程和十大行业治污减排全面达标排放专项行动等。他指出，近年来，贵州积极探索“大生态+”融合，推动绿色发展。比如，实施“大生态+”大扶贫：把易地搬迁与生态恢复融合起来，通过实施易地搬迁工程，对迁出地土地进行复垦或生态修复。再如，实施“大生态+”大开放：与云南、四川共同设立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基金，与重庆、四川、云南共同建立长江上游四省市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和长江上游地区省际协商机制，与重庆建立绿色产业、绿色金融等领域务实合作机制。
重庆市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重庆工商大学教授文传浩就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强调，要精准发力，推进库区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要从流域视角精准优化库区（流域）治理范围，形成“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系统完整、功能定位明确的新库区；精准划定库区专项生态红线，强化库区生态环境空间管控；精准整治库区“两污一臭”的主要污染源，建设美丽库区；精准谋划以广阳岛为代表的库区生态岛，增强库区生态建设骨架；精准完善“生态补偿+环境审计+环境税收+环境影响评价”多维政策体系。
长期以来，三峡库区农业面源污染难以有效根治。重庆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吕红指出，库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难点在于：传统耕作习惯改变难，部分养殖户搬迁关闭难，不合格排放监督难，劳动力匮乏、污染防治力不从心，新劳动技能掌握困难。对此，吕红建议增强污染防范意识，加强绿色农业技术培训。大力扶持农业第三方服务机构，扩大政府购买农业第三方服务的规模和种类，积极探索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和补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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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10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