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运熙 图片由作者提供

　　王运熙（1926—2014），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区）人。古典文学专家。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曾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曾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中国李白学会副会长等。著有《六朝乐府与民歌》《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文心雕龙探索》，主编有3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7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等。

　　在忙忙碌碌中，浑然忘记了时间如此快捷，转眼之间，吾师王运熙先生离开这个世界竟然十年了。这十年，太阳依旧不知疲倦地东升西落，世界依然在我的眼前晃动，我也一如既往地循环着读书、写书与教书的生活。但当世界和我都安静下来，往日从师沪上的记忆便时常泛起，有时清晰如昨，有时却有点模糊。总是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在回忆中抖落一身灰尘，去迎接每一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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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报考博士生之前，并没有拜会过王先生，直到博士招生笔试之后，在面试中才第一次见到先生。此前，对于王先生的样子，我曾有过各种想象，但真一拜见，其端谨朴素的程度还是惊到了我。记得王先生当时穿了一件蓝色的褂子，扣着风纪扣，脚下是蓝色的布鞋，一时真让我有走进魏晋时代、走进《世说新语》的感觉。其实王先生当时不过60多岁，但仿佛是一位从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空间走来的隔世高人，朴实中透出一种高致。

　　王先生是上海金山人，有比较浓重的上海口音，我是常州溧阳人，从大的语言类型来说，我们讲的都是吴方言。当年，在王先生的书房“望海楼”，一起听课的还有分别来自西北与东北的两位同学，他们经常因听不懂先生夹杂着吴语的普通话，而无法完整记笔记，我的笔记因此成为课后两位师兄重要的参照对象。譬如王先生说的“高头”（上面）、“格格里向”（在这个里面）、“嘎激滚”（很厉害），平时说惯了、听惯了北方方言的人，自然隔膜比较深。对我来说，听着王先生的金山土话，倒是格外亲切的。我到中山大学工作后，王先生有一次来广州，应师弟刘晟的邀请去华南师大做讲座，我临时客串现场翻译。当我把王先生的吴语翻译成普通话时，我发现王先生自己也憨厚地笑了。也许正因为方言相近，我在沪时，凡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王先生总习惯性地吩咐我去做。

　　王先生学问高深，为人又简默，许多人包括弟子初见先生，往往不免有点心怯，不敢多问，也不敢多说。但熟悉了先生之后，大家就知道先生的风趣也是自然生发的，有时甚至妙趣横生。王先生有次从香港中文大学讲学结束，转道来广州。师兄吴承学与我数日陪侍左右，在广州、肇庆等地度过了一段轻松快乐的生活。记得在肇庆鼎湖山上，有的地方道路逼仄，车辆无法到达，我们只能步行上山。在走了一段不短的山路后，王先生因足力不济，在一处石凳上小憩，师兄在一旁帮他打扇子。师兄虽然早已在先生门下登堂入室，名闻天下，但在老师面前，依然只是学生的姿态。因为师兄学问确实好，深得王先生真传，王先生不免有点偏爱，我便故意说：“王先生，您的衬衫和鞋子多少钱买的？”王先生答：“衬衫二十几块，皮鞋三十几块。”我说：“这么便宜啊。吴承学的衬衫、鞋子可比您的贵多了，您要批评他的吧？”先生莞尔一笑：“这个不能批评，与时俱进，可以的。”师兄闻之得意大笑，先生也笑得很开心。我“争宠”虽然失败了，但当时师生言笑晏晏的情形从此就镌刻在记忆中。我总想，要是能像《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一样，常得陪侍先生，常接先生清谈欢笑，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人生体验。可惜的是，王先生此次回到上海后，因年龄与身体原因，再也没来过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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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虽然王先生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六朝乐府和民歌，与传统的文学研究很不同，但他做学问的方式是老派的，有点类似刘师培。刘师培的著作，常常是数条材料之后，下一断语，至于断语与材料之间的论证环节，基本上是省略的，需要读者自行“脑补”。王先生在教学和讨论中，经常表现出对刘师培的敬佩之情，推荐的参考书就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汉宋学术异同论》等。王先生确实如刘师培一样，读书广博，择录材料众多，而按语精审。他是不是有意师法刘师培，因在王先生生前未曾问过，不敢遽下断语，但其间的学术范式，似乎是有迹可循的。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研究的理念和范式发生了变化，“论文”模式成为主流。在学术范式上十分传统的王先生，这个时候也就引起了前辈学者的注意。20世纪50年代，王先生去北京开会，遇到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余冠英，余冠英惊讶地说：“原来你这么年轻，还不到30岁，我读你的文章，还以为是一个老先生写的。”一般的学者，会有一个逐渐成长、不断提升的过程，王先生似乎初涉学术，即如老吏断狱，臻于高境。

　　王先生天生视力比较弱，从年轻时候开始，阴雨天、晚上就基本上无法读书作文，只有在阳光充足时，才能进入读书、研究与撰述状态。换句话来说，王先生用来治学的时间比一般人要少很多，但因为立志学术很早，在有限的时间内专注与坚持，加上他敏锐地抓住了重要的学术领域，辅以过人的天赋，在较少的时间内，依然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王先生曾对我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写过几篇小说，当时一心想当作家。毕业以后，发现生活体验太少，几篇小说之后，就没有多少东西可写了，而这个时候我留校任教，在读书过程中发现自己对乐府与民歌很感兴趣，所以就立志从事学术研究，我也做不了其他事情的。”王先生说做不了其他事情，其实就是要把全副精力投入学术的意思。天地之间的诱惑很多，而有成就者多能保持定力，专注于自己想做、能做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王国维。王国维体素羸弱，持续研究的精力不济，他只在上午读书研究，而下午不是泛观群书，就是去书店淘书，或者与友人交谈，晚上则读一点诗词、小说等软性文字。但因为长期的坚持，王国维同样做出了一流的学问。看来，找准学术领域，具备研究天赋，合理利用时间，坚持不懈努力，是很多一流学者的成功之路。

　　因为视力欠佳，王先生有时干脆闭着眼睛授课，似乎眼睛一闭，一条条材料就能络绎而至。然后，他便条分缕析，揭出要点。王先生的记忆力相当惊人，尤其是对六朝与唐朝文史文献，简直是信手拈来，这大概是老天在限制了他视力的同时，给了他强大的记忆力。我们的博士论文，不是呈给王先生审阅，而是念给他听，一般要两三个下午才能念完。曾记得有同门说：因为博士论文比较长，而且王先生微闭双眼，很长时间不发一语，念的同学以为王先生睡着了，所以在念了“第三点”之后，就跳开一部分，直接念“第五点”，这个时候，王先生突然睁开眼说：“你的第四点呢？”同学间盛传这个故事，因此轮到我去念博士论文的时候，就不敢偷懒，老老实实从头念到尾。在念论文的过程中，王先生能听出引证的材料是否有错漏，是否存在材料与结论不太一致的地方。以前我读苏轼，一直不能理解，苏轼明明酒量不大，“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而且饮的只是度数偏低的米酒或果酒，但他为何极为好酒？后来方明白，苏轼在醉中看到的世界才是真实有序的，而醒着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颠倒错乱的，苏轼是为了求真才故意喝醉。王先生睁眼看世界，一片迷茫，而闭眼听读时，他的思路才活跃，似乎也更具判断力。这大概是王先生因为身体弱而带来的“特殊能力”。陈寅恪晚年在中山大学，双目失明，仅见微弱之光影，但依然凭着以往的读书和记忆，口述出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重头著作。看来，那些读进了心里的书，会长存在记忆中。

　　我在复旦读书时，王先生与杨明老师合著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之《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即将出版，书稿清样出来之后，王先生命我校对，同时附上他的原稿。老师吩咐的任务当然要认真对待，但我校对完全稿也没发现几个问题，总以为自己是不是校得太粗了，后来反复核对原文，书稿文字确实十分精准。王先生的手稿，改动的痕迹也很少，基本上是一遍写成的。老辈学者的功力之深，当时就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现在写文章，在引证文献上往往要校对多遍才放心，就是耳濡目染了老师的风采，而逐渐成为一种基本的自律。现在我也兼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主编，偶尔有的来稿引文错漏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我就会想到王先生的书稿。敬畏学术，不是口头说说，而是要表现在学术的全过程，在这方面，王先生是离我最近而最好的典范。

　　王运熙（右）和夫人在玉兰树旁。图片由作者提供

　　三

　　我初入复旦，报到时要在相隔五六十米的两个地方办手续，带着行李跑来跑去，非常不方便。记得当时正好有位八十多岁的老者从图书馆走出来，我也不认识，因为急着要办手续，就请他帮忙看一下行李，老者满口答应。大概十分钟后，我回到图书馆门口，老者还站在行李旁边，我十分感动，连连致谢。这时正好一个师兄走过来，很惊讶地说：你找这位老先生帮你看行李？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认识，就是正好遇到，拜请他帮个忙。师兄说：“这是著名学者蔡尚思啊！”蔡先生是我十分钦佩的学者，他写的《孔子思想体系》我在中学就读过。没想到我无意之中，居然找了这么一位声望卓著的大学者帮我看管行李，深感冒失大了。

　　蔡尚思是当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的弟子，我后来读到他一篇追忆王国维的文章，里面提到王国维曾对他说：“学问是天底下最老实的事情。”王运熙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不止一次提到过类似的话，要求我们老老实实读书，朴朴实实研究，靠材料说话，问题要找准，说话有分寸。王先生去世后，陈尚君老师在《文汇报》发表纪念文章，题目就是“学问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我想这是深得王先生为人为学真谛的。我与蔡尚思的不期而遇，或许正是一种难得的学术因缘。

　　朴实确实是学问的首要品格，而朴实的具体体现就在精准的分寸感，不虚张声势，也不话说半句，把自己读书的体会合理有度地表达出来，这就是一种高明的学术。由于种种原因，有时一些不精准甚至错误的说法在学术界长期流行。我在沪时，《原学》杂志委托我采访王先生，我记得王先生说过一句话：“有的时候，正确的解释就是一种创新。”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耕耘在学术领域，不止一次深刻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

　　在王先生看来，只要你设定的学术目标和范围是合理而有创造空间的，其余的事情就是读书和思考了。所有的问题都从读书中来，然后带着问题回到书中去，寻找深化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你读的书越多，出现在你眼前的问题就会越多，相应地，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如果书读不透，必然会带来思考不通、论证不力的问题，守正尚不能做到，遑论创新。

　　从王先生的研究中，我感悟到，创新不应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如果时时刻刻带着创新的欲望，甚至有推翻学术史的冲动，这种欲望带来的很可能不是真正的创新，而是一种心态的失衡。在失衡的心态之下，我们如何能把握好论说与观点的分寸感呢？而失去分寸感的学术，即便有一定创新，其价值和意义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在从容阅读中发现的问题，才可能是真问题；而对真问题的介入，才可能是创新的开始。

　　王先生研究李白，在广泛阅读文献的基础上，自然勾勒出李白平交王侯的思想，这是真实的李白，也是李白研究史上具有创新意义的结论。王先生花了比较多的时间研究《文心雕龙》，并出版有《文心雕龙探索》一书，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有更系统的论说。关于《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历来异说纷纭，王先生在精读原文的基础上，拨云见日，认为《文心雕龙》就是一部指导创作的书，不能因为其中有涉及哲学的篇章，而简单将其定位为子书，也不能因为其中有多篇谈及文学的理论问题，而将其定位为文学理论著作，那些哲学的背景和理论的话题终究是要落在创作层面的。这种“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学术判断，既需要眼力，更需要魄力。

　　从《文心雕龙》的结构来说，“文之枢纽”论文学的思想源头和正变关系，“论文叙笔”论各体文学的源流与创作要求，“剖情析采”论创作中要注意的种种问题，诸如构思、修辞、鉴赏以及与社会、人生的关系等，全书的中心确实是落在“创作”二字，只是刘勰围绕创作谈的问题比较广泛，如果不能做到“整本书阅读”，确实容易因分散了眼力而难以聚焦。

　　再说，读《文心雕龙》，不能不先读《序志》一篇，刘勰特地记述的两个梦，足以见出他写作此书的直接动机。一个是七岁的时候梦见彩云若锦，欲攀缘而上，这是表达他对文采的天然动心与直觉追求；一个是三十岁以后，梦见自己端着礼器随孔子南行，醒来后觉得此梦神奇，圣人哪里是轻易能够梦到的呢？应该是孔子托梦给自己。圣人既然托梦，当然要为孔子做点什么了。刘勰琢磨良久，追随孔子，当然最好是为儒家经典作注释，弘扬其思想与学术，但在这方面马融、郑玄等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就是有一点新见，也只是修修补补的事情，不足以建立自己的认知格局和体系。刘勰是一个讲究格局和境界的人，既然经典注疏留存的空间很有限，不如转而论文，希望能通过文学来敷赞圣旨，这才别开一路来论述“为文之用心”。其思想发展和转变的轨迹在《序志》一篇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因此说《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看似评价低了一点，但其实是十分精准的，合乎《文心雕龙》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也契合刘勰本人的心志。

　　王先生不事繁华、追求学问之朴实的特点，由此一端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现在因为刘勰完成了旷世巨著《文心雕龙》，容易把他定位为文学理论家，但同样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刘勰当时就是著名的文章家。史传记载，当时的名僧碑志及京师寺塔“必请勰制文”，这个“必”很能说明问题，说明几乎没有替代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刘勰一流文学家的地位和声誉，而深厚的理论修养、丰富的文学史知识、多文体的创作实践都使得他在论及文学创作时，左右逢源，信手拈来。而且《文心雕龙》本身也堪称一部一流的文学作品。以文学的笔法来论文学，这是要靠实力来说话的。放眼南朝，有此能力的，舍刘勰其谁！我读王先生的书，总觉得王先生读书读得深而且透，判断看似平实，其实掷地有声。

　　在我的印象中，王先生平常并谈创新，他只是求真守正，创新自然随之而来。做一种朴实的学问，其实是做一种有灵魂、有魄力的学问。朴实中有学术史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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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在王先生的学术观念里，研究文学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应该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与学术背景去考察。我在读博士期间，先生为我们开设了《文选》选读课程，在总体讲述《文选》一书的基本情况后，便命我们几个学生各选择其中一种文体，全面研读，写出有分量的读书报告。当我说我想选“论”这一文体时，先生有点惊讶。我当时只读过两三篇六朝之论，如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虽然对若干篇章饶有兴趣，但对整体的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其实，六朝之“论”是特别深奥复杂，先生深知其艰深，故而感到惊讶，但接着就鼓励说：“这个领域非常值得开掘，里面的宗教、哲学、历史、风俗、艺术等内容非常丰富。但你读《文选》的‘论’远远不够，要从《后汉书》《南史》《北史》《世说新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书中把相关材料爬梳一遍，才能找到你立说的落脚点。”王先生又特别强调《世说新语》的重要性，说许多“论”其实来自清谈，许多清谈也与“论”有不解之缘，“论”差不多是关涉当时整个社会文化思潮的一种文体。

　　先生耳提面命，弟子哪里敢懈怠呢？从天目中路758号王先生府上回到松花江路2500号复旦南区之后，我就开始认认真真读这一系列的书，有时读了一遍还不明白，就反复读，这才感受到王先生真是指引了一条研究六朝之论的康庄大道。王先生很少当面表扬学生，唯一一次表扬我，便是这篇关于“论”的读书报告，令我激动了好几天。毕业后，我在中山大学继续读书并修改这篇文章，此文最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一个老师能传授的具体知识终究是有限的，但指示的学术门径能让学生终身受用。在中山大学，因为教学工作的需要，我的研究兴趣转到了诗词研究，近十多年更是对王国维下了比较深的功夫，但“重回六朝”一直是我的一个念想。也许潜意识里，在那里可以更多地感受到先生的魅力吧。

　　王先生平常给人的印象非常柔弱，话不多，有时竟是长长的沉默。我也总想起王国维与学生座谈时，若学生无话，王国维便自顾自地从袖中掏出翠鸟牌香烟，一支接着一支连珠炮式地抽着。王先生与弟子谈学问，学生提问，他三言两语即回答完，若学生无后续，先生便是沉默，闭眼思考，似乎瞬间就回到了自己的学术世界。大学问家大多性格简静，或许是因为学问的世界足够让他们上下遨游，对现实世界便相对淡漠了一些。

　　柔弱之外，王先生也有颇具骨力的一面。1964年，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出版。“文革”中，刘大杰的一些做法颇受学界非议。改革开放后，王先生力排众议，从学术的角度考虑，主动承担《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下编的主编之责。现在看来，续编一套原本就很有影响的教材是很小的事情，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在拨乱反正的初期，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还是需要胆量和魄力的。

　　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主要是从教材的角度来编写的，受到教材编写体例和规模的限制，还存在许多未曾顾及的领域以及大量重要材料未及使用的问题。为了更全面更深刻地梳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王先生又与顾易生先生合作主编了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相对于三卷本，七卷本不仅学术容量倍增，更在各时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特色、分体文学批评、民族文学发展规律等方面作了有力推进。这套书的完整出版距今已经近三十年，仍是学界高度赞赏的一部兼具格局和眼力的著作。这套书也把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者凝聚成一股力量，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

　　五

　　20世纪90年代初，我尚在复旦大学求学，有幸参加在上海社科院举办的纪念郭绍虞先生学术会议。当时坐在我身边但现在已忘却名字的一位老师问我：“台上中间偏右位置坐着的是王运熙老师吗？”我说是的。他说自己是王先生早年的学生，王先生年轻时就身体瘦弱，感觉能被一阵风吹走，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王先生依然步履稳健、精神矍铄。我想是学术给了王先生旺盛的生命力。

　　王先生87岁这一年，去看望一个学生，在公共汽车站候车时被一辆面包车撞伤，从此住院治疗了大半年，终因年老体衰而离世。王先生了解到司机出身贫寒，主动放弃了赔偿。按照王先生极为自律的个性，他原本可以生活得更久更久，但一次偶然的交通事故，让先生在晚年备尝病痛之苦。至今每一思之，我都深感痛心。王先生住院期间，我曾数次从广州飞往上海探望。每次我问他：“先生难受吗？”先生总是淡淡一笑说：“还可以。”这种对病痛轻描淡写的态度一直伴随着王先生走向生命的终点。

　　朴实中有力量，平实中有创新。从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之初，王先生堪称一代学人的仪型！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25日 11版）